一代书雄——毛泽东

                       甘肃临夏  马占禄

　　毛泽东作为一代书雄，是当今人们评论的热点，发现网上就毛泽东的书法讨论得是热火朝天，叫好的有，说坏的也不少。文化多元时代，普通大众发表些不同观点可以理解，毕竟他们不是专业书法工作者；而一些所谓的书法家针对毛泽东书法也分别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毛泽东是个书法家，但写毛体书法没有出路。”问其原因，曰：“只有经典的才有出路，领袖书体，在国展不便品评。”当问到教授们如何看待毛泽东书法时，或言辞闪烁，或曰书风狂放，伟人气魄，无法学习。周围人则窃窃私语，一脸不屑，似乎这样的问题多么不合时宜。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书坛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学术自由在当代书法界体现得多么淋漓尽致。即使抛开政治因素不讲，鼓吹三十年来中国书法在理论和创作上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的“专家们”，作为研究者是以何根据来评价毛泽东书法的？是出于个人喜好，标新立异，还是对政治进行报复抑或回避？我们在对一代书法家做出评价的时候，是就其书法艺术、代表作的影响力来讲，还是就其书界地位，抑或对书法界的贡献而言？这必然涉及一个评价基础和学术道德问题。

　　一、自成一家终以韵胜

　　所谓艺术，就是有美的感受，百看不厌。书法作为一门艺术，自有其艺术渊源和评价体系。评价一位书法家的历史地位，简而言之，无非就是：一、字写得好，风格鲜明；二、继往开来；三、代表作的影响力；四、对书法界的贡献。本文结合上述四个方面对毛泽东书法做一个简单的评价。

　　（一）毛泽东书法风格鲜明

　　针对毛泽东的书法风格，书法家、原中央办公厅研究室顾问陈秉忱曾经说过：“毛主席早年攻楷书，后来多行书，晚年则是行书和草书，凡此皆不拘于成规。通过毛主席阅读碑帖的情形和大量墨迹来看，我个人的体会，他以晋唐楷书和魏碑锤炼了书写的功力，进而吸收‘二王’行书的长处，再则十分喜爱怀素、孙过庭的草书，同时博览群帖，这样浇灌滋润出毛主席独创一格的书法艺术之花。”

　　就整体形象而言，毛泽东书法风格鲜明，个性十足，气势之豪迈，就是与史上有名的张旭、怀素、黄庭坚相比也毫不逊色，同时代的书法家于右任、沈尹默、吴玉如、林散之、沙孟海等与之相比则相形见绌。在这里，我们说毛泽东是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书法家，不是指他作为政治家之余的书法家，而是就其书法本身而言的伟大。他对艺术的真诚和创新，其书法常常充盈着对现实的高度关注以及对人民和生活的热爱，为了一个报头，毛泽东常常三番五次地书写，若干年后感觉不满意还可再写，其治学态度之真诚令人感动。

　　有人说，由于毛泽东所处的政治位置和惊涛骇浪的政治经历让他可以拥有磅礴的气势，但是并非书香世家出身和小农经济家庭氛围以及其个性，特别是他把一生的主要精力用于夺取政权和建设国家等原因，致使他的书法作品在技法上欠缺学院派婉约细腻的专业底蕴，甚至有点牵强潦草之嫌，且风格过于强烈，未可学也不易学。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相对于古来那些主要以书法见长的书家而言，毛泽东书法在笔法上确有失精到之处，但那些书法家在境界气魄上却又与毛泽东的书法作品相去甚远，何况还有个比较对象的问题。毛泽东题写的高校牌匾、各大媒体的报头书法，其功力、法度、意韵都是令人拍案叫绝的。已出版的《毛泽东书法大字典》上有毛体单字与历史上著名书法家墨迹的比较，相信读者自会有明确的判断。

　　（二）继往开来的毛泽东书法

　　谈到书法，就要说到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有知名专家说：“要做一位名垂青史的大书法家，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继承性，就是延续过去悠久的历史传统，并有所扬弃，公认字写得好。第二，开拓性，自出机杼，成一家之风貌。舍其一则不足以称为一代书家。在这两方面，毛泽东都胜任有余——他的颜体、欧体功力扎实，怀素书法风格明显。对于书法上的创新，毛泽东知行合一，他的书法出于怀素，人称“毛体”，举世公认。

　　谈到书法的继承性，我们要防止两个问题：一是厚古薄今，食古不化；二是没有基础地胡乱创新。针对食古不化者，毛泽东曾说过：“如果每个人写的字都和字帖上某家的字一模一样，那书法就停滞不前，没有发展了。”事实上也不可能一样，启功曾说，人人若笔法一样，法院也就不会依此断案了。著名画家齐白石则以亲身经历谈到创新，他曾辛辣地指出：

　　刻印，其篆法别有天趣。胜人者，唯有秦汉人。秦汉人有过人处，全在不蠢，胆敢独造，故能超出千古。余刻印不拘前人绳墨，而人以为无所本。余常哀时人之蠢，不知秦汉人，人子也，吾侪，亦人子也，不思吾侪有独到处。如令昔人见之，亦必钦佩。

　　这个“蠢”字用得极好，骂尽了一切保守主义、食古不化者。

　　（三）毛泽东对书法界贡献巨大

　　20世纪50年代，文艺界不少人士不把书法当作一门艺术，理由是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绝大多数都没有把书法列入艺术门类的。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书法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毛泽东知道后，责问文联领导：“多一门艺术有什么不好？”在他的关注和鼓励下，全国才涌现出一批有很高知名度的书法大家，如郭沫若、舒同、沈尹默、沙孟海、赵朴初、林散之、启功等。事实上，这些人的字过去写得都很好，只是养在深闺人未识。

　　关于十年“文革”对中国书法的推动，曾任中国书协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的书法家周俊杰回忆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书法开始复苏了。当时的情况是：每个人都要写大字报，在机关单位别的东西没有，却有用不尽的纸、墨汁、毛笔。不同字体的大字报贴在街上，可谓书法的大展示。那些年代整个中国除了毛泽东肖像、语录之外，就是他放大了的《满江红》等书法作品，十亿多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一次高水平的书法普及教育。另外，当时人们在那个状态下没事干，思想空虚，很多人就开始偷偷拿起字帖写字。所以在“文革”时，很多二三十岁的人都是在老一辈的影响下开始学习书法的。

　　时至今日，当大部分书写工具被键盘和拇指所替代，在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至上，拜金之风盛行的今天，全国各级书协会员达数百万之众，他们上寻甲骨秦篆，中游魏晋汉唐，下觅摩崖石刻，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各种书法研究会如雨后春笋，一片蔚然，中国书法散发出独有的魅力。

　　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确实不应该忘记毛泽东对中国书法的推动和贡献。

　　二、百花能否齐放

　　《唐朝名画录》记载了开元年间的一段逸闻。其时，画圣吴道子、草圣张旭和擅长舞剑的裴旻将军邂逅东都洛阳。于是乎，中国书画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幕上演了：将军舞剑，气贯长虹；张旭狂草，风起云涌；吴生奋笔，有若神助。东都洛阳，万人空巷，天宫寺内，观者云集。都邑士庶皆云：“一日之内，获睹三绝，三生有幸矣。”后世论者在谈起这段轶闻佳话时，都把观察的目光聚集在舞剑、绘画、书法这三种不同门类的艺术在审美意趣上的一致性上，却独独忽略了为什么会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中华民族艺术天空上闪烁着一颗又一颗熠熠的明星。

　　历史学家讲，一个时代的艺术能否有大的发展，将基于两种情况：一种是百花齐放。如果各种各样的艺术观点、风格都能够展现出来，那么这个时代的思想、艺术就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另一种是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时期，孕育了多少大家：老子、庄子、孔子、墨子、韩非子……一个个名字如雷贯耳。当时人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在相互对立、论辩甚至是攻击的情况下，才出现这么多的大思想家，创造了文化盛世。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党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指导方针，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1965年毛泽东对“兰亭论辩”的鼓励、支持甚至参与，为我们树立了学术典范。当今，在书法领域倡导“双百”方针，就是要做到艺术形式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在坚持主流的同时，鼓励不同艺术和风格的自由发展，不同观点自由讨论，互相尊重、取长补短。的确我们需要有长于考证的学人，更期望目光四射的思想者。

　　这二十多年来，因为种种原因，我们的理论家将太多的精力放在了“历史的天空”上，书不魏晋，归于野途，其他则等而下之；书学文章只有考据、赞歌、辉煌，没有批评、鞭挞；对于艺术家只能说“才华横溢”，否则就上法院告你降低当事人的社会评价；创作者们则看到了书法是一种“时空”艺术，忘记了书法应具有艺术性和实用性两种属性。虽然我们在“时空”的探索和实践上有了可贵的进展，但却忽略了书法在新时代应具有的社会责任，致使书法艺术在发展中距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我们沾沾自喜于线条的挺拔，构成的巧妙和情感的宣泄，沾沾自喜于用墨的干湿变化乃至强烈对比，沾沾自喜于豪放大气的评价，没有温婉玉润，结果忘记了读者、大众，沦落为展览和其他媒体上的视觉快餐，沦为商家操作的剩汤。我们专注于达官贵人的邀请，却总是那样的一厢情愿，每次宣泄之后，剩下的就只有那凋落满地的花瓣和清凉；以至于书法变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了“遗产”，还不清醒，依然在举杯庆贺；当若干年过去，当喧嚣的大潮退后，我们才发现，一些所谓的时代“弄潮儿”原来只穿了一条短裤冻得瑟瑟发抖站在后人的面前……

　　每人都有喜欢与崇拜的自由，但不能把自己的喜好强加给别人，动辄封杀或冷冻暴力。试想过去的“摩崖石刻”、“汉隶”，哪个不是从“野狐禅”走过来的？我们不能口头宣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脚底下尽是“潜规则”。我们在忽略这样一个人，确立一个新的主张的时候，既不要厚古薄今，也不要厚今薄古，更不要妄自菲薄，一定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因为历史是基于事实的学问，历史的叙述离不开事实，历史的评价同样离不开事实，只有全面客观地反映历史的事实和本来面目，才能更好地总结近现代书法史的经验教训，才能有所进步！

　　三、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经典作品

　　2008年北京奥运会闭幕前夕，全国政协组织了一场为奥运会闭幕式而创作的书法盛会。国内书法界稍有名头的艺术家们，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与《唐朝名画录》记载的张旭等在东都洛阳天宫寺内即兴泼墨的盛况类似，不同的是这次盛会多多少少带有一点儿“擂台赛”的意味。各路大师，笔走龙蛇，挥毫献技，隶、篆、楷、行、草，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大师们用尽所有的书写方式，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海洋中寻章摘句，虽则华章灿灿，满殿生辉，但与奥组委的要求相比，却总有遗憾。据现场参与者回忆说，当其时也，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毛体书法家不动声色地出场，改变了这种尴尬的场面。他以毛体书法固有的狂傲、豪放、目空一切的气质，书写了一幅特大号的“天下和”，成为奥运会闭幕式选用的书法作品。

　　伟人已逝，三十八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现在重温毛泽东书法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书法能否迎来一个新的30年呢？

关于对毛泽东书法艺术的概论

                      甘肃省临夏监狱    马占禄

     毛泽东（1893-1976），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他还是现代中国的规划者、组织实施者。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在各个领域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成就，尤其体现在政治、军事、科技、社会保障、农业基础建设、外交、教育、解放妇女等方面。

     毛泽东还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诗词雄健瑰丽，气吞千古。毛泽东一生喜爱书法，他无意成为书家，却成为现代书法第一人，将中国书法自宋以来的萎靡、乖张之风气一扫而空，创造了迅疾、雄伟、险劲、自由的“ 毛体”。

       从照片上看，毛泽东的执笔方法十分端庄，是受过严格训练后才有的规范姿态。所用毛笔不大，可以用来写蝇头小楷，但他写的字却较大，典型的小笔写大字。这是一个有所控制又不失自由的人，具有“戴着镣铐跳舞的本领”，他的字“萧然于绳墨之外又不失法度。”字如其人。

     一、新中国开创的领路人,现代书法第一大家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压迫，成为中华民族无法接受的现实。无数仁人志士，挺身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留下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然而，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本民族中这些最优秀的分子，仍旧是在黑暗中摸索的。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一个一千年一遇的民族领袖。他带领着一群有理想、有手段、勇于献身的优秀中华儿女，反对剥削和压迫，争取独立和尊严，成功地走上了现代国家的光明大道，奠定了今天千年盛世的基础。

然而，在今天言说毛泽东，依旧是一件敏感的事情。

      如果我们把毛泽东放到中国历史的长河以及全球历史发展的新格局中去考量，应当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核心领袖，在这个党的领导下，中国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和外族干涉，推翻了“三座大山”，恢复了主权和领土完整，走上了独立的现代民主国家道路，其功绩堪比秦皇汉武。

      2、毛泽东规划并领导组织实施了大工业体系建设，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建立了有效的核威慑，为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为改革开放创造了制造业迅猛发展的前提条件。

      3、将两千多年陈旧的文化知识结构彻底改造为新的面向现代化、面向国际、面向未来的文化知识结构，并从精神世界给中华民族注入了无限的创造力、想象力、战斗力，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笔者无法以足够的篇幅来展示毛泽东作为划时代领袖的光辉灿烂的一生，因为那不可能全面和深入。“毛泽东”是一个过于宏观和微观的世界，与常人习惯的中观世界有极大的跨度，探索它，需要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高度的精神感受力。这也许需要一个民族几百年的智慧；而且，在一些基本的价值观，比如反对压迫和剥削、利他主义、诚实善良等等，都已经动摇、颠覆甚至湮灭的今天，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怎么会不受上述趋势影响而犯错误呢？怎么能够客观公正地描述毛泽东呢？

      毛泽东的功绩太伟大，他的影响不是在中国，而是在世界，所以笔者暂放弃了对毛泽东生平的述与评，转而将重点放在毛泽东的书法研究上，从而打破了其他篇目一直具备的主体结构：生平+书评。不过，笔者会在评论毛泽东书法时，穿插介绍当时的背景情况。

      毛泽东的书法，简单概括如下：

      （一），毛泽东的书法，首先是一部重要文献，记录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信息，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档案资源。其墨迹内容涵盖之广、产生影响之深、所存规模之大，是历史上任何一个书家所无法比拟的。毛泽东极为勤政，其文件多为亲手起草，很少口述，因此留下了大量的墨迹。

      （二），毛泽东的书法，是其独特的精神世界的映射。他把对自由的渴望、对新世界的憧憬、对战胜一切困难的大无畏气概，作了天然的、充分的、艺术的表达，并且影响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进而对全世界产生了影响力。

      （三），毛泽东创造了完全崭新的书法新形象，是继王羲之、颜真卿、怀素以后，最具有创造力的书法大家，因其领袖地位和个人崇拜，毛泽东书法产生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实影响力。

      正因为上述理由，中国2000年书法史的尾声，应该毫无保留地定格于毛泽东。没有毛泽东作为结尾，这部历史就显得太令人遗憾，就是一部自唐以来反复堕落和低俗化的历史。毛泽东书法的光芒，照耀千古，一直照彻到唐，照彻到秦汉，与中华民族最伟大的精神接壤。因此我将毛泽东举为旧时代最后一位也是最伟大的书家，更是新时代第一位伟大的书家。

     二、毛泽东书法涉及的内容

     这里牵涉到一个典型的问题。什么是书法？是不是只有创作作品才叫书法？平常的手稿算不算？如果只有创作作品才叫书法，那么，王羲之、颜真卿就不算书法家，明以前，只有怀素、黄庭坚、米芾算书法家。实际上，伟大的书法，往往不是创作，而是手稿，是一些伟大人物在自然状态下流露出的精神状态。《兰亭序》、《祭侄文稿》、《争座位帖》，都是。从这层意义上看，中国书法形式感层面的因素，永远不是核心和底层，核心是人和他的行为。书写过程本身也是艺术，至少是书法艺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书法不仅是造型艺术，它包含了更多的形式感层面之外的东西，这是书法艺术很难独立出来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的特殊身份，使得他的一举一动都具有了不得不赋予的形式感之外的价值。因此，他的所有手书墨迹（包括硬笔、主要是铅笔），我们都可以因为其超越于形式感之外的价值而纳入到毛泽东书法体系中加以研讨。这样，毛泽东书法内容就可以归纳为：

       1、笔记、批注与札记。笔记存世不多，批注则较多，多为铅笔所书。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作为一个政治领袖而不是文人，毛泽东的阅读量确实是亘古少见，因而其批注、札记也是存世较多（见图《讲堂录》，《宋史》卷四、五，《太宗纪》批注）。

       2、文稿。存世极多，在毛泽东存世墨迹一千多万字中，文稿至少占据了一半以上的篇幅。其涉及范围极广，涵盖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的各个重要内容。建国前大多数以毛笔书写，1960年代后文稿渐少，且以铅笔书写居多。这部分书法的内容真是一字千金，有的是细致缜密的工作安排，有的是条分缕析的学术研究，有的是操纵千军万马的坚决、果断、刚毅的命令……（见图《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3、古人的文学作品和自己的诗词。这是我们最为熟悉的形象。目前业内探讨的多为这方面的作品。笔者认为，这并不是毛泽东书法最精华的部分，只是形式感最为丰富的部分。其存世数量也不多，远低于书信、文稿、批注和题词。之所以获得广泛关注是因为绝大部分人认为，只有书写诗词才算书法创作作品，当然，这些作品的内容也易于传播。（见图，辛弃疾词《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陆游词《诉衷情》）

      4、题词题字。为报纸杂志、学校单位、重要活动、人物和事件而题写。我所过目，绝大部分为毛笔所书，晚年有少数铅笔书写。这部分内容也往往为我们熟知。像著名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向雷锋同志学习》、《人民日报》、《北京大学》、《为人民服务》、《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新华书店》等等。这些题词的历史价值不言而喻，其艺术价值也极高。（见图《为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题词：艰苦朴素》，《在重庆政协会议开幕时的题词：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奋斗》）

    5、书信。存世很多，其信封书法，尤堪称道！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写了非常多的书信，首先主要是解决亲戚朋友鸡毛蒜皮的事情，因为毛主席是中国最大的官了，以前的老相识都纷纷来信递话，不过是想捞点好处，毛泽东总是耐心解释，晓以大义；其次是给党外人士的信件，包括各类专家学者、文艺界同志。毛泽东是政协名誉主席，实际上承担了政协、统战的很多具体工作，不重视这群社会力量，面子工程可能就会做不好。毛泽东在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也给国民党高层写过很多信，用词谦逊儒雅，但是笔锋流露出的豪气洒脱却丝毫不逊（见图，1938年9月28日致蒋介石的信内页）。

     三、毛泽东书法形成的几个时期

     一般把毛泽东的书法分为四个时期，分别是1908-1921，1922-1937，1938-1949，1950-1970，以入党、抗战、建国为分界点。笔者的分期比较模糊，没有准确年限，依据主要是风格的形成和笔力的强弱。大约如下：

      第一时期，年轻时期，基本上可以以参加革命工作为界限

      这段时期存世墨迹极少，主要原因是年代久远，没有注意保存，到了毛泽东功成名就之时，墨迹已经散佚。此一段时间的墨迹，风格区别较大，但都很有个性，即使抄的诗文、笔记，也很个性化，主要的营养来源于欧体、魏碑。从书写习惯形成的客观规律而言，此时段结字规律不够统一，笔法也有不同之处，但是有些精神品质已经得以展现，这主要是从用笔的轻重节奏以及书写速度中看出来的，起笔重，过笔迅捷、直爽，收笔不拖沓，笔画瘦劲犀利。（见图，还书条，致舅父函）

       第二时期，发展时期，从参加革命工作一直到60年代

       这是构成毛泽东书法的主体结构的时期，也是我们研究毛泽东书法的主要对象。这段时期长达四十多年，也是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时期，不同的内容，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规模，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毛泽东手中的一枝笔，动天下，撼乾坤，他以独特的精神气质，描述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也深刻有力地影响了那个时代，连接着那个时代的脉搏。那些喷涌而出的文字，贯彻着他革命家、思想家的意志，表达着他战略家、军事家的宏愿，书写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未来。这，才是毛泽东书法现象的本质。我将在下文详细阐述这些内容。从形式感分析，建国以后，毛泽东的书法风格有一定变化。特别是在1950、1960年代之间，由于局势的重大改变和书写环境的改善，特别是毛泽东开始了新一轮的书法操练，这不同于常人的书法学习实践经历，使得毛泽东这一时期的书法，极度丰富，快速成熟，创造了足以名垂青史的伟大经典。

第三时期，暮年时期

       与秦始皇、魏武帝、唐太宗一样，这些理想主义者，其内心深处总是涌动着人生苦短的悲情。因为他们有着太多的抱负没有时间去实现。秦始皇用“坑儒”，揭露了长生不老的骗局，表达了对万寿无疆的绝望，唐太宗极度喜爱《兰亭序》，将真迹同葬于地下与之长眠，不仅是喜好王羲之“尽善尽美”的书法，更是对“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认同。毛泽东也曾手书《兰亭序》的这一段。他的晚年，多用铅笔，写出了他的生命力的急剧衰退，像1960年3月22日的《中央转发鞍山市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报告的批语》，虽然篇幅长达4页，但气力远不如50年代的文稿；1970年关于兴建某水利枢纽工程的批示已经严重颤抖，但仍有气力；到了1974年8月25日的书单，还有其强硬的带棱角的书写特征；而1975年8月5日与他人对话时辅助用的笔迹“实录、构体”二字，已经几乎无力捉笔。谁也不能逃脱自然规律。特别是他指定的接班人林彪叛逃摔死以后，毛泽东又染眼疾，他再也写不出七十多岁还能飞扬雄壮的《解放军报》、《光明日报》那样的字迹了。

论毛泽东独创新体的书法艺术给我们创造了                    一座现代艺术丰碑

                           马占禄

1959年,毛泽东视察济南,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舒同,陪同毛泽东去郊外参观一座寺庙中古人留下的墨迹,由此两人谈起了书法。毛泽东说:“我练字经历了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1年以前,打下书法基础;第二阶段是建党后到抗战爆发,由于流动性和严酷斗争环境,留下的作品不多;第三阶段是1938年到1949年,我用文房四宝打败了国民党的四大家族;第四阶段是进北京城以后,全国人民兴高采烈,我的书法也就欢快飞动了。” 
中国毛泽东把自己的书法分为4个阶段,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从方便研究的角度考虑,笔者认为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可合为一个阶段。理由如下:一是毛泽东的书法与他从事的中国革命的实践是分不开的,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一个完整的阶段;二是正如毛泽东自己说的“建党后到抗战爆发,由于流动性和严酷的斗争环境,留下的作品不多”,如果把这一时期作为一个独立的时期或阶段,会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三是从建党到抗战爆发这一时期,毛泽东书法墨迹中几首诗词,虽然是那个时期作的,但都是解放前后重新书写的,已经超出了那个时期的书法水平。所选的几封书信、文稿、题词,从书法的角度看,与1938年至1949年间的书体、书风则没有太大的区别,因而可看作是探索时期的前期作品。 
　　由此,我认为毛泽东的书法可分为3个时期(阶段):第一个时期为广而纳之、夯实建体时期,即1921年以前;第二个时期为艰难探索、寻求风格时期,从建党至新中国的成立;第三个时期为成名杰作、完善新体时期,从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晚年。下面我们就按照这3个时期,来寻觅毛泽东书法实践的足迹,探讨“毛体”的形成历程。 
　　 第一个时期:广而纳之、夯实建体(1902年至1920年) 
　　 毛泽东诞生于1893年12月26日。他8岁时就被父母送进韶山私塾读书,之后又先后转读6所私塾,共读了6年,这就是毛泽东自己概括的“6年孔夫子”。这6年中他除了读好国学启蒙经典书籍以外,就是学会用毛笔写字。 
　　毛泽东少年时期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婆文家生活,文家文化氛围甚浓,亲戚中不少人有古文功底和书法基础。长毛泽东9岁的表兄文运昌,毕业于湘乡师范,任过小学教师和中学庶务,古文和书法功底都不错。毛泽东在外婆家读书、写字,均以表兄为师。毛泽东的二舅文玉钦,也懂古文、书法,对毛泽东的成长极为关注,连书法大字范本,都是他亲笔书写。毛泽东少时接触的古代名人法帖,大多是在文家见到的。 
　　这期间,毛泽东虽有2年休学在家,但却没有荒废学业。他白天下地劳动,晚间读书,为父亲记账,对毛笔字书写兴趣越来越浓,书法基础也打得更加扎实。 
　　1910年秋,毛泽东走出韶山,进了湘乡县城附近的东山小学堂读书。他的入学文章《言志》,是以工整清秀的蝇头小楷书写在十行纸上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清代书风对他的影响。这篇文章很受该校国文教师袁仲谦的赞赏,并破格录取了这位异乡学生。在这所学堂里,毛泽东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派思想的政治启蒙。他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来一本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逃到日本后刊印的《新民丛报》合订本,读了又读,并在《新民说》“论国家思想”处,有感而发,写了一段批注:“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这是迄今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政论文字墨迹,当时学校师生已经戏称毛泽东的字为“兰亭体”了。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5年制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第四师范后来合并到第一师范。从此,毛泽东开始了求学和革命实践道路上重要的一段历程,他的书法也正是在这里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当时在湖南长沙的省立第一师范,有一批国学、西学功底颇深的教员,如杨昌济、王季范、徐特立、袁仲谦、方维夏、黎锦熙等。校内学风甚浓,对学生的学业也要求极严。以书法习字为例,毛泽东所在的本科第一部从预科到本科一、二年级,每周有习字课2节,并规定:“习字科多习正楷”,“务求劲端秀丽”。“矫正执笔、运腕及各种姿势”。“购备碑帖,宜习隋碑”。“下笔不可率易,务求使转分明”。一师的课外学友会,也对书法有明确要求:“凡楷书、行书、草书等普通书法必练。”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这里受到了严格的书法基本功训练。 
　　在一师读书期间,毛泽东有一句口头禅:“字要写得好,就要起得早。”他几乎天天练碑帖,书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现在的湖南一师还保留着1张毛泽东1915年2月24日的“还书便笺”,用笔严谨,又有开拓,可见他那时已经有了相当功底。 
　　毛泽东十分推崇老师徐特立的“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养成了读书记笔记的习惯。他当时记的笔记很多,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一本,是一个9行直格本。前面是他手抄的屈原《离sao》、《九歌》,后头被把他题为《讲堂录》。这个本子是1913年10月至12月毛泽东的听课笔记和读书札记,是随其他笔记本一起存放在韶山老家的。1929年,国民党政府到韶山抄他的老家,族人把他存放的笔记本和书籍点火焚烧。一位私塾先生看见了,抢出了这个笔记本,为我们今天研究毛泽东早期书法提供了宝贵资料。毛泽东手抄的屈原《离sao》为小楷手迹,多被书法理论界推崇,称其为:“工整秀逸,圆熟浑成。”“沉着痛快,磊落嵯峨。” 
　　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提出吞噬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5月9日,袁世凯北洋政府基本接受。消息传出,举国愤慨。一师学生将几篇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名《明耻篇》。毛泽东读罢,在封面上写下4句誓言:“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楷书行笔,大器苍劲,字字铿锵,力透纸背! 
　　也是这年5月,与毛泽东要好的同学易永畦病逝。5月23日,学友会为他举行追悼会,毛泽东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写下40行五言古风挽诗:“我怀郁如焚,放歌依列嶂……”这也是迄今发现的毛泽东留下的最早的诗作墨迹。 
　　1918年9月,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后来到北京,在李大钊任职的北大图书馆里当了一名助理员。1919年4月,毛泽东回到长沙,经周世钊推荐,在一师附小任历史教员。这个时期,他结识了对他书法颇有帮助的良师益友孙先生。 
　　孙是我国现代一位有影响的教育家、语言学家、文学家和翻译家。当时,他受聘在第一师范任教。毛泽东经常去听他的课,由此二人相识。孙写得一手好字,毛泽东曾登门求教。他告诉毛泽东要练好楷书,就要懂得章法,还从笔架上拿下一支狼毫,给毛泽东写下28个字:“疏密、大小、长短、粗细、浓淡、干湿、远近、虚实、顾盼、错落、肥瘦、首尾、俯仰、起伏。”毛泽东把写有这28个字的纸条揣进口袋,从此认真琢磨,开始练起楷书来。平日批改学生作业和给朋友写信,写得都是一丝不苟的楷体,读书所作的笔记和书页天头所作评语,也都是写的蝇头小楷。 
　　整体来看,毛泽东早期书法作品,是以楷书为主,亦兼有行书。有人根据一师提倡“宜习隋碑”,推断毛泽东这一时期的书法作品,受隋碑影响较大。也有人认为,毛泽东受楷书大家欧阳询影响最深。欧阳询是长沙人,唐初书法大家。毛泽东早年的墨迹,如《还书便笺》、《讲堂录》、《铭耻篇》、《离sao》、《商鞅徙木立信论》等,行楷相间,与欧阳询的楷书《九成宫》和行书《张翰思鲈帖》的用笔结体都有一脉相承的痕迹。还有人认为,毛泽东早期书法是学魏碑楷书,如毛泽东写给罗学瓒的明信片,是十分工整的魏碑楷书。笔者认为,在毛泽东早年求学时期,其书法正是打基础之时,对前人的书法成就,广而纳之。清末民初,正是碑、楷盛行的年代,这些自然都会对毛泽东产生巨大影响。 

　　 第二个时期:艰难探索、寻求风格(1921年至1949年)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28年是中国革命经过艰难探索直至取得辉煌胜利的时期,也是毛泽东对书法进行不断探索直至形成独树一帜风格的时期。 
　　1921年至1936年是中国革命的曲折发展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毛泽东东奔西走,戎马倥偬,居无定所。这个期间,毛泽东几乎没有时间研究书法,现在能够找到的毛泽东手迹,只有少量书信和题词。如:1923年9月28日致林伯渠、彭素民的信;1934年1月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代表大会的题词;在反“围剿”时鼓励红军的题词;1936年10月5日致张学良的信;1936年11月2日致许德珩等的信;1936年致林彪的信等。从这少量墨迹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毛泽东的书法已经逐渐摆脱了过去所研习书体形式的束缚,展露出他追求个性化自由书写的心态。 
　　1936年以后,红军长征结束,建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其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抗日战争开始,毛泽东坐领延安,相对有了稳定的住所和时间。从这个时候开始,毛泽东才像他探索革命道路一样,真正开始了他的书法探索。这一时期记载毛泽东书法的资料也多了起来。 
　　1937年,一位青年作家把从日军炸毁的废墟中拾到的4册名著及《石索》、《三希堂法帖》各2卷,带到了延安。素有“长征才子”之称的朱光把他引荐给毛泽东。毛泽东热情相迎,待如嘉宾。青年作家十分感动,便从挎包中将那几件“宝贝”掏了出来,要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喜出望外,正要伸手去接,不料,却被一旁的朱光抢先夺了过去,说:“见面分一半。”毛泽东不肯,最后在青年作家的调解下,两人各分一半,毛泽东得到了两册名著和《三希堂法帖》。据有关资料介绍,1949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时还带着这本法帖,可见他对这本法帖的喜爱。 
　　除了这本法帖,毛泽东身边还有一些晋唐小楷等书帖,经常翻阅,心记手摹。有时也跟人谈论书法,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我写我的体”。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和他的秘书师哲谈起书法时,说:“各个体我都研究过,各个体都有缺点,我都不遵守,我都看不上,我写我的体。”这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把毛泽东的书法称为“毛体”的最早由来。毛泽东在这里说的各个体“我都看不上”,不是藐视古人的书法,他看不上的只是各个体的“缺点”,不赞成对某一体的死临死摹。后来,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还说过另一段话:“学字要有体,但不一定完全受一种体的限制,要兼学并蓄,广采博取,有自己的创新,有自己的风格,才能引人入胜。”这就更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倡导书法要学古人的精华,要胸纳万有,融古创新,走自己的路,写出自己的风格。 
　　这一期间,毛泽东书法墨迹的数量颇为壮观,大多是为党和军队写的报告、文稿、命令、书信等。书写自作诗词并被人熟知的则只有4件。 
　　1936年11月,著名左翼女作家丁玲,来到陕北保安。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一座大窑洞里为她召开欢迎会。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都出席了。会后,毛泽东问丁玲打算做什么,她毅然答道:“当红军。”毛泽东说:“好啊!”不久,她就随红军来到陇东前线。在庆阳,丁玲收到了毛泽东用电报发给她的欢迎词《临江仙》。1937年初,丁玲回到延安时,毛泽东又亲自抄录了全文送给她。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临江仙•赠丁玲》:“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在重庆期间,他会见了诗人柳亚子。柳亚子多次写诗呈送,并向毛泽东“索句”。于是,毛泽东在红岩村用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便笺,手书了他1936年2月写的那首千古绝唱《沁园春•雪》,后又在纪念册上手书了另一份赠给了柳亚子。 
　　1949年4月21日,百万雄师打过长江,4月23日南京解放。毛泽东在喜悦之中,诗兴大发,写下了一首雄浑豪迈的诗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关于这首诗还有一个故事:毛泽东当时在喜悦和激*情中一挥而就,写下这首诗后,似乎还不太满意,由于当时日理万机,来不及细细推敲,就将其扔进废纸篓里去了。他的秘书田家英看到了,拣起珍藏起来。1963年,毛泽东亲自编定一本带总结性的诗词集。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的秘书,参加了“63年版”诗词集的编辑全过程。1963年11月的一个晚上,田家英对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逄先知说,他家里还有一首毛主席的诗。于是,他背起这诗诗,让逄先知一句一句记下来。诗的抄件被送交毛泽东时,田家英给毛泽东附了一封短信,说这首诗是主席在香山作的。毛泽东看过以后,哈哈一笑,说:“哦,是有这么一首,我都忘记了。”这首诗经毛泽东同意,就选进了1963年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 
　　1949年4月29日,毛泽东写了一首《七律•和柳亚子先生》。这首诗打破传统竖写惯例,从左至右横列书写。这种书写方式,在毛泽东的书法作品中为数不多,但从字和章法上看,则显得更加老练成熟,风格基本形成。 
　　毛泽东还书写过一些古诗词,但为数不多,也不为人熟知。如在延安时曾书写杜牧《题项羽庙》诗,赠给杜冰坡先生。1949年5月,柳亚子拿来一本《羿楼纪念册》,请毛泽东题词,毛泽东手书谢灵运、薛道衡、苏轼的诗句:“池塘生春草。宫梁落燕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并题“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柳先生惠临敝舍,曾相与论及上述诸语,因书以为念”。毛泽东将不同诗人的诗句题书在一起,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毛泽东的题词在这个期间就比较多了。比较有影响,且在书法上有代表性的有:1938年5月为《论持久战》题写书名;1938年6月为抗大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1939年12月为悼念白求恩的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1940年4月为儿童节的题词“天天向上”;1942年4月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3周年题词“准备反攻”;1942年为拍摄影片《南泥湾》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943年为抗大题写校训“实事求是”;1945年9月20日(重庆谈判期间)为《大公报》题写“为人民服务”;1948年7月为《人民日报》题写报头;1949年9月23日为《人民文学》创刊号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等等。 
　　纵观毛泽东书法第二个时期的大量作品,可以看出毛泽东从摆脱过去研习的书体形式开始,到基本确立自己独特风格,一直是处于探索之中。每一年甚至每一幅作品都在变化,都在完善,都在追求。这个时期,毛泽东书法的基本特征,以楷书和行书为主,字体大小变化丰富,有时笔实墨沉,有时锋芒毕露,笔画夸张,无拘无束,布局自然疏朗,结体以右耸左展的“左斜”形态为主。20世纪30年代后期,毛泽东曾探索把字的重心往右挪动,呈“右斜”形态,但这个探索时间不长,大概到1942年就改为往左斜了,这一点我们从2幅作品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一幅是1941年1月31日《致毛岸英、毛岸青》的信,字体是右斜的;另一幅是1942年4月17日《致欧阳山、草明》的信,字体是左斜的。这两封信,可以看作是毛泽东书法结体由右斜向左斜探索的转折点。之后,这种左斜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即使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字形归正了,但仍然可以在一些字中看到左斜的痕迹。这反映了毛泽东在书法探索中审美认识的扬弃过程。 
　　 第三个时期:成名杰作、完善新体(1950年至晚年)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虽然日理万机,但始终对书法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同时也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表示出极大的关注。 
    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最早的毛泽东自作诗词书法作品有两幅,都叫《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一幅是1950年10月写的,另一幅是1950年11月写的。1950年10月,全国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首都北京举行盛大庆祝活动。10月3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庆祝晚会上,有好几个民族文工团演出少数民族歌舞节目,毛泽东和柳亚子出席观看。毛泽东兴致很高,请柳亚子即席赋诗。柳亚子当即填了一首“火树银花不夜天”,歌颂毛泽东,歌颂民族团结。看了柳亚子填的词后,毛泽东当即就和了一首“长夜难明赤县天”。同年11月4日和5日晚,中央戏剧学院在怀仁堂演出歌舞剧《和平鸽》,柳亚子应邀前往观看,感动之余,又填写了一首《浣溪沙》“白鸽连翩奋舞前”。毛泽东看后,深为柳亚子爱国热情和正义精神所感动,又恰值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取得第一次战役胜利的捷报传来,于是又写下了“颜触齐王各命前”这首词。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连续两次填词和柳亚子,这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亲密关系,同时也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喜悦心情。从这两首词的书法风格来看,正如毛泽东说的:“全国人民兴高采烈,我的书法就欢快飞动了。” 
　　这两幅作品的书写时间和填词时间应该是一致的,毛泽东一生写了很多诗词,但大都集中在1936年长征以前和新中国成立以后。长征以前作的诗词,不少都是在马背上吟出来的,由于环境恶劣、条件艰苦,当时无法把它们变成书法作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的所作诗词,大都是随作随书。除了上述两首诗词外,还有1954年作的《浪淘沙•北戴河》,1955年作的《五律•看山》,《七律•五云山》,1956年作的《水调歌头•游泳》,1957年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1958年作的《七律•送瘟神》,1959年作的《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1961年作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七律•答友人》、《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卜算子•咏梅》,1963年作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等等。 
　　毛泽东不仅自己喜爱书法,也把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加以肯定和倡导。20世纪50年代,文艺界不少人是不把书法当作一门艺术的,理由是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绝大多数国家是没有把书法列入艺术门类的。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书法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毛泽东知道后,责问文联领导:“多一门艺术有什么不好?”1956年在筹备新中国第一届书法展时,铁道部原部长、书法家叶恭绰恭请毛泽东题写展标,毛泽东谦虚地回答:“为书法展题词,甚难著笔,以不写为好。送上所书《沁园春•雪》词一幅,当作品展出。”可以想像,毛泽东送作品参展,这对当时的书法界是多么巨大的鼓舞!之后,当毛泽东了解到文艺界对书法是不是艺术还有不同看法时,就对老朋友周谷成说:“写书法有什么不好,他们也有意见?”在他晚年的时候(1972年),还不忘提醒人们:“学一点书法。” 
　　在肯定倡导书法这门艺术的同时,毛泽东更加重视书法艺术的研究和实践。1955年以后,毛泽东曾指示身边工作人员广置碑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陈秉忱回忆说,遵照毛泽东指示,经他亲自收集的各种字体法帖和千字文就有30多种。1958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说:“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之后田家英就向故宫博物院一次为毛泽东借了20件古代书画作品。其中有8件草书作品,包括傅山、文征明、董其昌等人的书作。毛泽东逝世后有人作过统计,毛泽东所存的拓本及影印本碑帖有600多种,看过的有400多种。读帖是毛泽东研究古人书法的重要方式,他一边看,一边用手指在空中比划,他还时常跟身边人谈论如何读帖练书法。毛泽东的保健医生韩桂馨写过一篇文章,叫《毛主席热爱书法艺术》,其中有一大段就是谈毛泽东怎么教她读帖的。毛泽东说:“第一要多看帖,第二要多练习。写多了就熟了。”“你要反复看、反复记。等到帖的内容能够快记下来时就更熟了。”“记字的结构、造型、行笔、章法。”“对字帖要学它,又不全学它。学得又像又不像,要发挥你自己的特点。”这些话无疑是毛泽东学帖的经验之谈,即使今天,对我们书法人也是十分有用的。 
　　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辞去了国家主席职务,从纷繁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看书写字成了他的最大嗜好。这个时期,他写了大量古人诗词,有人统计,大约有一两百首。长的有白居易的琵琶行,短的只有一句,如王勃的“儿女共沾巾”。这些作品有楷书,也有草书,其中不乏精品佳作。这期间,他开始重新书写长征以前创作的诗词作品。如:《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采桑子•重阳》、《忆秦娥•娄山关》、《清平乐•蒋桂战争》、《西江月•井冈山》、《沁园春•长沙》、《十六字令三首》等,几乎每一幅作品都反复书写数遍,仅《七律•长征》我们就看到过6个版本。这些已经成为毛泽东书法中的精品之作。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在全国兴起一个群众性的学雷锋热潮的同时,人们也惊呼:“原来毛主席的字写得这么好啊!”一时间,全国数千万的书法爱好者争相临摹,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军营的墙壁、板报、油印刊物上,到处可见毛泽东题词的临摹手迹。毛泽东一生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为单位和个人题字很多。如:1951年8月为陕甘宁老区人民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1952年3月为公安部队首届功臣模范代表大会题词“提高警惕,保卫祖国”;1952年6月为全国体育总会成立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955年6月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1957年1月为刘胡兰重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1960年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题词“艰苦奋斗”等等,这些都是毛泽东书法的精品之作。 
　　1964年7月29日,毛泽东给《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北京日报报头不好,应重换过。现写了多张……如你们认为可用,则在国庆节改换为宜”。8月28日范瑾写信给毛泽东,将毛泽东题写的报头制成小样送来审阅。9月25日,毛泽东在范瑾的信上批示:“……原写北京日报四字中有一二字似写得不好,今又写了一张,供你选择。”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题写报头是如何的慎重认真,追求尽善尽美!毛泽东题写的报头是毛泽东书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毛泽东为军队、地方亲笔题写的报头、校名有100多种,而采用撷字的方法拼出毛体字的报头、校名多达600多种。这些经毛泽东题写的报头、校名,有的沉实秀逸、朴素潇洒;有的柔中见刚、顾盼有情;有的平正古朴、老辣持重。幅幅见神采,字字有生机,气韵生动,意趣盎然。 
　　1965年夏,毛泽东直接参与了国内文化界关于《兰亭序》真伪的大辩论。这年6月,郭沫若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从王谢墓志出土论〈兰亭序〉的真伪》,推断现在存世的《兰亭序》不是王羲之所作,乃是赝品。文章发表后,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看了,不以为然,于是写了一篇《〈兰亭序〉真伪驳议》,与郭沫若争论。可是文章发出去后没有刊物敢发表,他就把稿子寄给了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章士钊看后,要高作一些修改,并应高的要求,写信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第二天就复函章士钊说:“……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同日毛泽东也给郭沫若发去一信,说:“……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于是《光明日报》和《文物》均先后刊载了高的文章,之后,郭、高二人再次发文辩论,学术界也有很多人参与进来,由此引发了一场学术大辩论。这次辩论,为书法理论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书法从楷书、行书转入草书,字体由斜归正,章法由单一到多变,独悟天机,自成一体,书法艺术已经达到随意挥洒的超然境界。这个时期是毛泽东书法历程中最辉煌、最具代表性、而艺术上也达到登峰造极的时期。作为书法家的毛泽东,从书法王国的传统中走出,从时代的风云里走来,一直走进书法王国的殿堂,为我们创造了一座现代书法艺术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