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书法艺术大家---------毛泽东

              马占禄

             毛泽东的书法以坚实深厚的传统功力，超凡脱俗的强烈个性，采千古之遗韵的高超艺术，创造了集崇高、雄健、豪放、险绝、飘逸于一体的美学形象，一派无往不胜的雄杰气概，彰显了令人昂扬振奋的时代精神。他在书法史上的贡献，不啻以独树一帜的艺术传世，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体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创新精神。这使得他的书法特立卓绝，异古殊今，具有恒久的艺术生命力。也为当代书家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拓创新，树立了成功的范例和堪为师表的楷模，为中国书法美学研究提供了最具魅力的翰墨佐证。毛泽东书法的创新与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势结构的创新，二是书写形式的创新。
     一、体势结构的创新
   （一）崇高峻伟的体势特征。毛泽东的行楷书，以纵取势，横短竖长，捺短撇长，突出主笔，风姿卓特。或一竖贯穿，似中流砥柱，顶天立地。或一撇飞扬，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倾泻而下。因主笔（或体势）是以纵为主，故决定了其行楷书修长的体势特征。横竖画的比例大都在1：2或1：3之间。以纵长立字之身姿体骨的结构造型，很容易使读者与巍峨的高山产生联想和想象。在艺术审美范畴中，这种崇高峻伟的汉字形体，在司空见惯了行楷书端庄平正的读者审美观照中，必然会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精神震撼力。此类行楷作品，多以题词、题字最为精采。如“为人民服务”、“模范工作者”、“劳动英雄”、“艰苦朴素”、“北京日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代表作，都具有这种鲜明的审美特征。
   （二）欹侧险绝的体势特征。在字的结构安排上，毛泽东善于化险为夷。写横时画短，举重若轻，且由左下向右上作（几近于45°的）大角度倾斜， 恣意拉长竖或撇画，从而构成斜长的平行四边形。字的形体左低右高，由欹侧而顿生险绝之势。虽是大角度的倾斜造险，因其字的重心稳定，主线立根，故有斜而不倒，险而不危，威风凛凛，器宇轩昂，通体和谐的形体美。如“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推陈出新”、“向雷锋同志学习”等题词。观赏毛泽东行楷书，如巨斧斜劈山峰，飞瀑悬于陡壁，狂风摇撼修竹，大鹏展翅冲天，一派昂扬奋举之态。书家不囿于传统书法结字的“平正”之规，笔下有唐代李邕《云麾将军碑》的遗意，而险绝之形过之。有宋代黄庭坚纵横捭阖之风，而欹侧之势尤甚。他以不平衡求平衡的特异形体，打破书法通常的整齐、匀称等结构组合规律，别开生面地以险绝峻拔之美出奇制胜，丰富了中国书法的美学范畴，因此更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也奠定了他一生书法的基调和主导风格。
    （三）夸张变形的体势特征。毛泽东的草书，发乎情意，纵笔自由，随意改变运笔落墨节奏，以笔画的长与短、粗与细、曲与直、断与连，以及体势的大与小、肥与瘦、正与欹、疏与密等悬殊变化形成强烈反差，甚至把对比反差十分夸张地发挥到极致。这种创作手法显然是浪漫主义的。浪漫的草书作品又以自作诗词为集中，如《七律·登庐山》中，“鹤”字宽阔而高大，独占2行6个字的位置，突兀显赫。落款“月”字，与他行末端平齐，独占6个字位置，如此收束之笔，是毛泽东书法的特色之一。《采桑子·重阳》中，一行内多的有5个字，而最后一个硕大的“霜”字笔意连绵，上下贯穿，独占二行，真是惊世骇俗之笔。《七律·长征》中，“过后”二字，“后”字从“过”字末笔向上回环又顺势左下，如“飞流直下三千尺”，复而末端又笔锋上提至顶部接右部曲折结构。此“后”字大于小字三倍，顿生激越跌宕之势。无周期性出其不意地对比反差，使本来“居动以治静”的草书，更加狂放多姿，迷离变化，然而通观全篇还是不齐之齐，无序之序，散而不乱，浑然和谐地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这种前无古人的夸张处理，笔墨更具有生命色彩与活力，使读者在惊奇、激动、震撼中得到超妙的审美愉悦。清人刘熙载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如果说艺术作品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那么以抒情达意为主旨的书法作品则会表现书家的功力、才情和学养。毛泽东崇高峻伟豪放超迈的书风，是他崇高而伟大人格力量的外化。是与他伟大的政治家的胸怀、哲人的思想、军事家的才能、学人的修养、诗人和艺术家的精神气质，都分不开的。
    二、书写形式的创新
   （一）横式书写——传统形式与现代应用的完美结合。中国书法世代传承形成独特的表现形式，其中竖式右起下行（或横式右起左行）的书写与赏读，曾是约定俗成的基本范式。毛泽东的书法创作，一方面，他尊重竖式右起下行的传统形式。一方面，他从工作实际出发，也从艺术表现的丰富性出发，从未间断地以横式左起右行的方式书写了大量的作品。这见之于文稿（如1937年《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51年《关于重视人民来信的批示》等）、书信（如《致胡乔木》、《致章士钊》、《致郭沫若》等）、题词（如“艰苦朴素”、“江山如此多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自作诗词手稿（如《沁园春·长沙》等）。欣赏此类作品，我们看到随着笔下得心应手的时空转换，笔锋左右呼应，纵横牵连，参差错落，在总的横向动势中气脉连贯，波澜起伏，趣味横生。这种十分自然的布白安排，使读者在舒适而轻松的涵泳中，会被耳目一新的形式美的魅力所感染。
毛泽东极富远见地首开横式书写的先河，把传统书法艺术与现代应用书写完美地结合起来，开创了书法艺术与时俱进的成功先例。
   （二）标点入书——具有辅助意义的情感符号。视觉艺术的书法，强调的是字与字之间的呼应映带关系，讲究行笔的连贯和行气的贯通，曾经避忌非汉字痕迹掺杂其间。新文化运动以来，虽有标点符号广泛运用于文章之中，而书写诗文为主的传统书法一仍其旧地将标点排除于书法之外。其间，偶有作家、诗人挥笔时加以标点，但大都不经意为之，其中的标点游离于汉字点画之外独立存在。
     毛泽东是将标点符号纳入书法创作的真正身体力行者。他在大量作品中，无论是横式书写还是竖式书写，都善于将标点符号巧妙地融入其中，使具有装饰意味的标点以特殊的点画形式成为书法艺术整体形式美的组成部分。如自作诗词（《卜算子·咏梅》、《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七律·长征》、《清平乐·蒋桂战争》），手书古诗词（如李商隐《嫦娥》、陆游《诉衷肠》、文天祥《过零丁洋》）等。毛泽东以标点入书的创新实践的成功，为中国书法本体的构成理论，作出了新的诠释，这些标点符号象乐谱中有特殊指意的重音、停顿、换气符号一样，是那么浑然和谐。标点与汉字不仅一起承担着表意功能，在力的挥运下，标点同样成为具有辅助意义的情感符号，强化着烘托着书家的情态及心理变化，演示出创作时的心灵轨迹。因此，标点符号与文字一起，作为本体共同的构成元素，在黑白对比、阴阳互衬、虚实相生中，增加了空间多元层次的立体韵趣。

毛泽东书法是中国书法继承发展创新的理论根据

                                          甘肃省临夏   马占禄

        1998年的中国书坛，最为轰动的莫过于两件事。

　　第一件事，2月10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的“中国20世纪书法大展”首次展出了毛泽东手书真迹《七律·长征》草书巨幅长卷。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权威媒体随即向全世界播发了这一消息，并报道了****等中央领导同志参观书展、品味赏析《七律·长征》手迹的盛况。海内外的书法爱好者无不为毛泽东的这幅遗作而振奋，专业报刊上的评介文章相继出台，正如中国书协副秘书长刘正成先生所言“这件作品在整个展出期间，一直受到最为热烈的瞩目。”

　　第二件事，5月29日的《珠海特区报》周末版刊发了一条不足千字的报道——有人指陈由中国文联和中国书协联合举办的“中国20世纪书法大展”上展出的所谓毛泽东《七律·长征》手迹实为赝品！该文言之凿凿，证据充分。消息一出，舆论哗然。《郑州晚报》、《书法赏评》杂志、《书法报》、《书法导报》、《城市导报》、《长江日报》、《每周文摘》、《羊城晚报》和《河南商报》等近十家媒体纷纷转载或刊发专稿，对此事进行了详细报道。

　　究竟此次所展《七律·长征》是真品还是赝品，当事双方争论不休，成了至今尚无结论的中国书坛世纪悬案。

　　敢于指陈此次书展《七律·长征》手迹为赝品的始作俑者，就是郑州市毛泽东书法研究会的会长唐步田先生。

　　一年后的今天，唐步田提起赝品之事，情绪仍然很激动

　　3月末的郑州，已是桃红柳绿，在南郊一个极为平常的小院里，记者见到了唐步田先生。

　　虽说“中国20世纪书法大展”已过去年余，但唐先生提起《七律·长征》赝品一事，情绪仍很激动——

　　“我第一次发现这件赝品是从去年2月23日《书法报》报眼上所刊发的一幅****主席在大展上欣赏此幅作品的新闻照片。照片是斜面，画面不太清楚，但我第一眼就看出‘铁索’二字的章法布局与原作不同，第二个直观感觉是此幅作品的尺寸很大(197＊46.5cm)，似乎不符合毛泽东的的书写习惯。后来一看该报发表的此次书展的原件就更清楚了，我断定这幅作品属赝品无疑！

　　“为什么说它是赝品呢？你看，这个‘难’字的拐弯，原作写得多有力度，但赝品中写得却很轻飘；‘红军’的‘军’字的一竖你看斜到哪去了！这‘丸’字，毛泽东写完后以重新点了一点儿，但它一下子就拉上来了；再就是这个‘腾’字右部缺了中间一竖，证明书写者缺乏草书的基本知识；这个‘蒙’字他也搞不清楚书写笔画；‘礴’字太软；最可笑的是，这个‘云’字的首横应当从左入笔，但他是从右上方入笔写为撇点的，这根本就不符合草书的基本规则……所以我说它与原作相比没有一笔是对的，也没有一个字是对的。

　　“有人说唐步田真了不得，连这都能看出，称得上是毛体专家！——要真是这样的话，谁都可以做专家了。其实问题简单得很，对毛泽东书法，特别是这首《七律·长征》，就像对我的家人、战友一样，谁要冒充，我一眼就看出来不是！因为太熟悉了，根本用不着仔细研究。

　　“至于说我熟，是因为我写得多，我现在当场不看原作来背临，写出来也比这赝品要完善得多，我敢打这个赌！”

　　唐步田不是在夸海口，今年66岁的他研习毛泽东书法已有整整50年的时间，完全可以称得上是——

　　一位资深的毛泽东书法研究专家和毛体书法家

　　1933年，唐步田出生于湖南桃源县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受外祖父和父亲的影响，唐步田从小就与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儿时他多临摹颜(真卿)柳(公权)。1949年，湘西解放，少年的唐步田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中的签名，酷爱书法的他一下子便被“毛泽东”这几个字所征服，从此他走上了一条终生追寻毛泽东书法作品的艰难探索之路。

　　由于条件的限制，唐步田在初期所能见到的毛泽东书法作品仅限于“人民日报”等极少几个字。1951年1月，唐步田参军，可供他临摹学习的又多了一份《解放军报》。既便是在战火纷飞的朝鲜(专题，图库)战场上，他也没忘了在坑道里用树枝比划着学习。1958年，唐步田如愿以偿地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有了更多地接触了解毛泽东书法的机会，他开始注意收集毛泽东的书法作品。1963年4月，毕业之后的唐步田几经辗转，落脚到郑州市文化馆工作。

　　对毛泽东书法作品的喜爱，用唐步田自己的话讲，已经到了一种“痴”的地步。凡能见到的毛泽东书法作品，他都要一丝不苟地临摹，以致到了“夜不能寐”的地步。1963年4月，毛泽东的“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发表，他一口气临了300遍；1967年1月，毛泽东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手迹发表，他连续临摹了400遍；五六十年代公开发表的毛泽东的《采桑子·重阳》、《蝶恋花·答李淑一》等手迹，临了多少遍，他已记不清了。那些日子，他白天上班，晚上就着小煤油灯习字，第二天起来，两个鼻孔满是油灰，仍乐此不疲。

　　在唐老先生的寓所里，记者见到了他精心保存下来的早期的临摹作品，叠在一起，竟有数尺之高。其中书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就有20余册！而唐步田说这些只是习作中极少的一部分，多数作品在1987年的一场意外变故中遗失了。言及于此，唐步田神情黯然。

　　唐步田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真迹，是1967年，在原中央警卫团文工队员吴凤君家中——那是毛泽东在1959年1月26日写给吴凤君的一封信。几十年来，为了研究毛泽东书法，他拜访了不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生活过或收藏有毛泽东手迹的人，包括李银桥之后的卫士长王宇清，毛泽东家的保姆陈玉英，毛泽东的同学周世钊、谢觉哉夫人王定国，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等毛泽东的亲属，以及中央档案馆专门负责保存毛泽东手迹的齐得平、文物出版社负责编辑毛泽东诗词墨迹的白浪、赵铁华等。

　　作为一个凡人，和他同时代中国的绝大多数老百姓一样，他无缘与毛泽东相见，更无缘观摩毛泽东的创作过程，然而提起毛泽东的书法作品，唐步田如数家珍。迄今为止所公开发表的112篇诗词手稿，唐步田均是反复临摹、仔细研究。1971年，在未见到手稿的情况下，他创作了毛泽东的《七律·登庐山》书法作品，1993年此诗手稿发表，两者相比，章法布局竟非常接近！

　　唐步田不仅喜欢毛泽东的书法作品，更喜欢毛泽东的诗词文章。他说，年轻时记忆力好，“文革”时期，《毛主席语录》以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均能做到熟练背诵。对于这一点，记者深信不疑——在长达5个多小时的采访中，年事已高的唐老先生不但思路清晰，还不时地从书柜中准确地翻出各种资料佐证。

　　研习毛泽东书法，唐步田可谓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他对毛体书法钻研之深在当今国内恐怕能与之相比的无几，然而，知道唐步田的人并不多。有人认为唐步田只会临摹毛泽东书法作品，充其量是个“书奴”，对此，唐步田不以为然，他说，只会临摹，确实是“书奴”，但能运用毛体进行创作，恐怕就不是“书奴”所能做到的。记者对书法艺术见识粗浅，但唐步田创作的不少毛体书法作品，记者以为已不是“以假乱真”几个字可以形容得了的，这些作品分明让人感受到了毛泽东书法纵横捭阖、横空出世的神韵和内涵……
　事实上，近年来唐步田的毛体书法已经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唐步田在国内已举行过七次书展，每次展出，观众反响都很强烈。正是在去年，由鹰联(香港)集团为在珠海为其举办的首次被称为“唐步田毛体书法展”期间，他向“中国20世纪书法大展”上的毛泽东手迹赝品投下了重磅炸*弹。

　　从毛泽东的一篇篇诗词文章中，从毛泽东的一幅幅书法作品中，唐步田感受到了这位时代巨人的人格魅力，他说：“毛泽东的字，也不知临习了多少遍，但每次学习都有新的收获。后来写着写着，便经常梦见毛主席向我走来，似乎感受到了他老人家的气息，好像笔尖里流出的不是黑色的墨，而是红色的血。”

　　正是基于对毛泽东这位世纪伟人的特殊感情，使得唐步田无法容忍对毛泽东手迹的造假行为。一年来，他一直在为“中国20世纪书法大展”中毛泽东《七律·长征》手迹赝品一事奔走呼吁——

　　中国书坛世纪悬案的答案在哪里

　　1998年5月，唐步田指陈“中国20世纪书法大展”所展出毛泽东《七律·长征》手迹为赝品，在中国书坛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对此，此次大展组委会秘书长、中国书协副秘书长刘正成先生在回答一家杂志社记者提问时说“这幅作品的真实性是毫无疑问的”。据刘讲，这幅作品是1962年4月20日毛泽东为身边的工作人员所写，后这位工作人员将其转赠给一位高级干部。他指责(唐步田)“在没有见到作品原件，不知道收藏者背景的情况下，还是不要轻易说绝对的话为好”。但这位高级干部是谁，有关此作品的详细背景如何，刘未多作解释。

　　在海内外颇有影响的《书法导报》和《书法报》分别于1998年11月25日和12月14日以《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发表了刘正成的答记者问。唐步田立即投书予以反驳。两家报社对唐步田的看法均表示赞同，但由于多种原因，稿件至今尚未发表。

　　唐步田在文中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证明此作品为赝品而非真迹：作品尺寸过大，且很多字的写法上与毛泽东书写习惯相悖，缺乏草书基本知识。更为关键的是，据史料记载，1962年4月20日，毛泽东书写了草书《七律·长征》赠与即将离任的卫士长李银桥，《光明日报》很快将此作品发表。后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将此作品从李银桥处借走观摹，“文革”中林铁家被抄，此作品遗失，至今尚无着落。唐步田以大量的事例证明“毛泽东从不重复自己，更不可能临摹前作”，但“赝品在总体章法与真迹几乎完全相同，字法也相当接近，这是它得以生存的两个重要条件。”“书法临摹的经验告诉我们，章法字法可以用技术手段获得，然而笔法墨法却是鲜活的生命和流动的血液，是灵魂的话语，是心手相应的功力，这是任何力量和手段也替代不了的。”

　　事实上，对此次“大展”中《七律·长征》“手迹”真实性表示怀疑的不只唐步田一个人。《青少年书法报》社长兼总编辑何昌贵先生在给唐步田的信中说“在全国各种报刊刊出毛主席手书《七律·长征》诗后，我反复看了很多遍，觉得不是真迹……这次看了苏华的文章(指《珠海特区报》记者所写报道——作者注)，您对毛体研究很深入，文中所指出的几点十分有道理”；专门从事毛泽东手迹研究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室副主任吴正裕先生给唐步田寄来了亲笔信认为“书展作品乃仿作，其模仿虽有一定功力，但尚未达到乱真的地步”；自1961年起就专门从事毛泽东、刘少奇手稿保管与研究工作的齐得平先生也表示“从登的照片上看，是有一点问题……我们要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与此同时，全国不少书法爱好者也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对此手稿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如上海的钱德意、郑州的刘炜东、合肥的邢振元、江阴的陈信雄等。

　　为了讨一个“说法”，1998年8月，唐步田又以“郑州市毛泽东书法研究会”的名义致函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中央档案馆领导对此事很重视，不久就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的班子，具体委派当年保存毛泽东手迹的齐得平先生操办此事。但时至今日已过去三个多月，不知班子是否成立。对此，唐步田自有看法：“中央机关慢点就慢点儿，让下边吵吵吧，吵到相当程度再表态，我想这也不是个坏事儿。”

　　一边是权威的中国书协，一边是一位普通的毛体书法家，唐步田不少朋友好心地劝他不必过分认真，弄不好会惹上官司的。唐步田却不以为然：“说老实话，我心里不但不怯，倒是万马战犹酣！”

　　为什么呢？

　　我们从1998年8月唐步田给《中国书法》杂志社的函中可以找到他对此事紧盯不放的初衷：

　　“为了维护毛泽东书法艺术的尊严及其真实性和纯洁性，希望本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和对广大读者负责的精神，把已然悖入现代书法史册的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当作切入点，检讨当今书坛不遵循毛泽东为中国书法开辟的道路，不接受毛泽东文艺思想对当今书坛的指导，更不借鉴毛泽东在书法艺术方面的创作方法等等所造成的书法混乱状态，从而引导和推进中国书法艺术向着康的道路发展。”

　　关于发现此次大展《七律·长征》为赝品，有人认为唐步田因此要名声大噪了，可唐步田只淡淡地说：“我一点儿得意的劲儿也没有，我只是想告诉人家一声：你这个字错了。”

　　难道唐步田仅仅想告诉大家这些吗？在与唐老先生的交谈过程中，记者感觉到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唐步田自有自己的观点——

　　“中国书法要发展，就必须继承毛泽东的书法艺术”

　　“近些年，我对中国书法的现状，包括古典派、新古典派、现代派和学院派等主流派别进行了研究，他们都认为自己能代表中国书法的发展方向。但我认为，中国书法的发展方向只有毛泽东能代表，因为他已经把中国书法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首先，他既继承传统，又不泥古。他的一生都在探索，他1912年的作品还很传统，但到他20来岁时的作品已有创新了。其次，也是最为重要的，毛泽东把书法艺术与革命实践的结合融入了一个高度完美的境界，直接反映着社会现实。

　　“毛泽东接受中国的传统文化很深。他一辈子只搞了两样——一个是写诗，一个是写字。诗，可以在马背上哼成，字呢，他没有让人代笔的习惯，哪怕一个纸条也要亲自动手，所以书法在他的笔下是信手拈来，自成佳构。他的书法艺术成就是历代书家都不能与之相比的。如果说，毛泽东的诗词是他革命精神的一种文学形象的话，他的字则是他革命精神的一种书法形象。

　　“毛泽东在红军时代题的字比较少，但抗日战争一开始，他题的就比较多了。就像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的那样，战胜敌人要有拿枪的军队，还要有拿笔的军队。虽然当时在重庆也有爱国书法活动，但是间接的，像毛泽东一样直接用书法来表述的，还没有。他当时的作品像 ‘努力前进，打日本救中国’、‘一切为着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论持久战’等，就是在今天读起来，仍然令人热血沸腾。

　　“毛泽东的书法实践证明，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惟一源泉，躲到屋里搞拼贴、闭门造车是不行的。你看，去年的抗洪抢险，有很多美术作品对此都有反映，但书法作品没有！有人甚至提出，书法作品是没法反映现实的！我觉得社会生活包括一切，当然包括抗洪抢险。像这么大的事件，却没有书法作品来直接反映，但毛泽东就有。比如1955年3月31日的《长江日报》发表的毛泽东的题词‘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1954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但是毛泽东的书法艺术现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国内一家颇有名气的书法报社的图书室竟没有收藏《毛泽东手书选集》(****题写书名、十卷本——作者注)；由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编的“中国书学丛书”中的《现代中国书法史》，居然没提到毛泽东！为什么没呢？因为他们不喜欢毛泽东的字！为什么不喜欢毛泽东的书法呢？这和每个人的经历有关，不经历旧社会的黑暗，不感受新社会的光明，他们是难以理解毛泽东书法的真正内涵的。

　　“毛泽东全面继承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反映了伟大的革命思想，毛泽东书法不单是属于中国的，它更是属于世界的。他的字写这么好，决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深厚的基础、高深的学养和伟大的胸怀所决定的。我认为，毛泽东把中国书法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中国书法要想发展，就必须继承毛泽东书法，之后才能追求新发展，否则就没有出路。”

　　唐步田的观点并非曲高和寡——早在70年代，已故日本书法文化联合会理事长西川宁先生所著《毛主席书法》一书中就指出“日本的有识之士一致认为，中国的新书法可能由毛主席开创。”

　　尾声

　　1995年9月，唐步田倡导成立了郑州市毛泽东书法研究会。尽管研究会面临的困难重重，但年逾花甲却精神矍铄的唐步田对此并不悲观，因为他相信，在他的身后，站着一大批和他一样喜爱毛泽东书法艺术的人们。正如他在毛泽东书法研究会筹建方案中所写的：

　　“在毛泽东一生的革命实践活动中，书法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给我们留下了无比丰厚的书法遗产。毛泽东的各种手迹，反映了他所处的伟大变革时代的精神，表现了他的思想、情感、意志、无比丰富的内心世界及其美学追求和美学理想。毛泽东书法是我国书法史上的一座丰碑，是近现代书坛的一座无与伦比的高峰。对毛泽东书法进行研究，充分认识其美学价值，了解其创作方法，确立其在中国书法史上应有的地位，这是社会主义书法事业发展的需要，是广大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需要，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需要。”

　　“中国20世纪书法大展”过去已有年余，有关《七律·长征》真品、赝品的争论尚在继续。我们相信，中国书坛的这宗世纪悬案终会有真相大白之时；我们更有理由相信，毛泽东书法艺术的春天正一步步地向我们走来……

翱翔在毛泽东书法艺术寥廓的太空中

                                             马占禄

      历史研究是这样，艺术研究更是这样。当我们在解读当代书法艺术这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艺术史时，更应该具有“向后看”的历史眼光，和向历史学习的谦卑襟怀与敏锐洞察力。尽管，研究书法艺术的历史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需要非凡的学养做基础。可是，一切有思想、有原创力的书法艺术家，都会从研究书法艺术的历史中，找到书法艺术的思想精髓，以及艺术实践的方法论。假如没有历史，他们既意识不到自身的局限性，也无法看到自身的能力；他们在书法艺术的海洋中找不到判断的标准，以及通往未来的路标。他们的笔无法走动，更不会飞翔……然而，正如诗人所说：“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不得不与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条道路上。”时下的书法艺术界，早已不是王羲之、怀素、张旭、颜真卿、柳公权等巨擘大家们“乘物以游心”，恣肆汪洋的时代了。那是一个艺术高度自觉的时代，是为性灵而艺术的时代，那是中国书法艺术的黄金时代。

《唐朝名画录》记载了开元年间的一段轶闻。其时，画圣吴道子、草圣张旭和擅长舞剑的裴旻将军邂逅东都，于是乎，中国书画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幕上演了。将军舞剑，气贯长虹；张旭狂草，风起云涌；吴生奋笔，有若神助。东都洛阳，万人空巷；天宫寺内，观者云集。都邑士庶皆云：“一日之内，获睹三绝，三生有幸矣。”后世论者在谈起这段轶闻美事时，都把观察的目光聚集在舞剑、绘画、书法这三种不同门类的艺术，在审美意趣上的一致性（相通）上。却独独忽略了为什麽上天会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给中华民族艺术的天宇擦亮一颗又一颗熠熠的明星。

心中的道德律和天上的星星，是古希腊哲人留给后人最重要的忠告！籍此，有人说，仰望星空，可以清洗自己的精神，发现自然的规则（天道），可以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差距。一个善于思想的人文，必然是一个对头顶的星空心怀敬畏的高尚的君子。一个书法家，尤其是一个有思想的书法家，也必然是一个不仅喜欢仰望星空，而且从未放弃将深邃的目光投向幽暗的历史隧道的探索者。从仰望星空得到力量和启悟，从历史研究中得到经验。因此，从星空到历史，是一个大书法家精神之旅的必由之路。

书法的精义是什麽？是精神，书写者的精神。西汉杨雄论书法，说：“书为心画”。心者，精神也。近代刘熙载《艺概·书论》说得更明确，“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

书法家不仅仅是写字好看的人，那样的人充其量也只能是一个“书匠”，即使再优秀，也只是一个优秀的“书匠”，而不会成为像张旭、怀素、王羲之、颜真卿等等傲然兀立的巨擘泰斗。传世的书法精品，无不浸润、迸射着书法家丰沛的精神之光。毛泽东提倡“字要骨神兼备。”苏轼说：“书必有神、气、骨、血、肉，五者缺一，不成书也。”无论是“骨”、“神”还是“气、血、肉”，毫无疑问都来自于书法家的精神、学养、性灵和节操。王永红的家乡有一座天中山。那是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亲笔题写山名，迄今为止我所见过的天下最小的山。言其小，是就其体量而言。高仅三米多的一个小土丘，即使放在一马平川的大平原上，人们也无法将这个“小不点”与山的概念联系起来，它甚至还没有周围普通的房屋高。但是，它又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历史的崇山峻岭，当我们用历史的眼光去仰望，它竟然是那样地高不可攀。20年前的一个夏天，当时还是一名作家并且主编某刊物的王永红，曾经邀请人一起去看这座天中山。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了颜真卿亲笔书写的“天中山”三个字，第一次从点横撇捺的结构中，感受到穿越千载的凛凛风骨直逼心灵的力量。颜真卿写这三个字的时候，正是身陷贼营，生死难卜的危急关头。其时，他的堂兄颜杲卿和侄儿颜季明，因坚决抵抗叛军而致“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在此家仇国恨油煎火熬的时刻，它又被奸相卢杞派往淮西叛军李希烈部“宣慰”唐王朝的谕旨。颜真卿明知这是奸相借刀杀人的恶毒阴谋，可是，中国知识分子“威武不能屈”的凛然风骨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核心价值观，使他根本没有想到推辞和退缩。他毅然从长安出发，来到当时被叛军占领的河南许昌。在这里，叛将李希烈的亲兵养子手握钢刀杀气腾腾，高声谩骂围逼颜真卿。颜真卿面不改色威武不屈，庄严郑重地宣读了朝廷对于叛军的招抚政策。李希烈见威吓不成，即以礼相待许以高官厚禄，欲拉颜真卿入伙共反朝廷。颜真卿至死不从。恼羞成怒的李希烈遂将他囚至蔡州。颜真卿在蔡州写下“天中山”后不久，被叛将李希烈缢杀。

20年前的那个中午，作家王永红在天中山下讲这段典故的时候，从他满脸风云密布的严峻表情中，感受到“天中山”三个字所投射出来的凛然的力量。所谓书法的“风骨”，大概就是这样炼成的吧！而碑文的解说词把这三个字仅仅解释为“禹分天下为九州，豫为九州之中，蔡州为豫州之中，故为天中”的地理标志，实在是太幼稚、太浅薄、太形式化了。在一个浮躁的，经济和娱乐至上的时代里，有多少人能理解一千多年前一个大书法家“天欲坠，赖以柱其间”的精神呢。惟如此，这三个字才有穿透历史的凛然风骨……

被盛唐气象滋养出来的中国书法艺术的春天，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经济社会高度发展的盛世嘉年华里再度重现。如果说盛唐气象孕育出来的中国书法艺术的巅峰时代，是一个法度森严，奇峰并起，浑漭壮观的喜马拉雅山系，那麽时下书法艺术的繁荣，则或多或少地带有一点浮躁的色彩。一方面是诸多书法造诣登峰造极，人格情操高山仰止的严谨的大家们潜心研究、埋头创作；一方面是伪大师满地走，假桂冠顶顶飞……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背后，名不见经传的书写者，正躲在僻静的书斋或宁静的村庄，他们澄澈的目光遥望历史，也仰望星空。在神马都是浮云的天空之上，寻找着书法艺术的天道，不动声色地刷新当代书法艺术的历史。

2008年奥运会闭幕前夕，全国政协组织了一场为奥运会闭幕式而创作的书法盛会。国内书法界稍有名头的艺术家们，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与《唐朝名画录》记载的张旭们在东都洛阳天宫寺内即兴泼墨的盛况类似，不同的是这次盛会多多少少带有一点儿“擂台赛”的意味。各路大师，笔走龙蛇，挥毫献技，隶、楷、行、草、狂草；唐诗、宋词、诗经、楚辞、名言警句……大师们用尽所有的书写方式，在中华文化诗、词、句、段的海洋中寻章摘句。虽则华章灿灿，满殿生辉，但与奥组委的要求相比，却总有遗憾。据现场参与者回忆说，当其时也，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毛体书法家不动声色地出场，改变了这种尴尬的场面。他以毛体书法固有的狂傲、豪放、目空一切的气质，书写了一幅特大号的“天下和”，成为奥运会闭幕式选用的书法作品。第二天，以《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领衔的所有官方媒体，都对这一颇具戏剧性的场面进行报道。一些知名的生活类、文化娱乐类媒体也紧跟其后，对这一盛事进行报道。“天下和”三个字，从此在中国当代书坛、尤其是毛体书法界，成为一个标志，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符号。而王永红，作为这三个字的书写者，从此奠定了在中国毛体书法界的地位。让我们把深邃的目光，越过书法家留在宣纸上的遒劲和峥嵘，一步一步，去探源他与毛体书法艺术的历史。因为只有历史，才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当下，预见未来。走过去的脚印镌刻在天空在网上搜索“书法家王永红”，或者“作家王永红”，你会看到许多丰富的信息，我们对其进行了简要的编辑，得到如下的资料：王永红，曾用笔名原燏、虹剑，永宏等。中国当代作家、书法艺术家、国家一级书法师、编辑学家。祖籍河南新蔡县，研究生学历。1984年参加工作，在新闻、文化战线从业20多个年头。曾在新华社湖北分社、《当代散文报》、《法治时代》杂志、《中国作家》、《中国改革报》、《国际日报·中国新闻》、《中国魅力城市》杂志、和谐中国网等任职，历任报刊编辑、记者、编辑部主任、总编辑、社长等职。出版的主要作品有报告文学集《弄潮集》、《今人的脚步》、《老海沧桑》、《布尔什维克群体》；小说和散文集《秋天的重复》、《变迁》、《走进青山密林》；诗集《童年的梦在草丛中握手》；书法作品集《王永红信札选》等多部。书法作品《为人类的幸福而劳动》、《出师表》、《沁园春·雪》、《无极》、《西风烈》等被人民大会堂、钓鱼台、中国民族文化宫、全国政协、中国军事博物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人民书画艺术网、和谐中国网、和谐中国书画院等展出和收藏。书法作品获中国首届毛泽东书法艺术作品大赛特别金奖。2002、2003书法作品曾被中国当代书法家丛书编委会编辑出版台历、挂历、专著等。曾为八一电*影制片厂与河南省有关单位联合拍摄的《少年英雄雷素》和《民警刘文功》电*视电*影、报告文学题写片名。2008年为奥运会胜利闭幕书写“天下和”引起轰动，并被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及多国政要收藏。系中国新文学学会、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会员；中国毛体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毛泽东书法艺术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科联研究员；中国生产力学会理事；中华青少年文学·摄影·书画大赛评委；中国当代著名书画家全国城市采风万里行组委会副秘书长；中国书画函授学院名誉院长；和谐中国书画院院士；中国重点城镇建设湖北省投资指导工作委员会、中广华夏国际传媒顾问；中国爱心书画艺术团执行团长；现任中华和平书画院、联合国世界和平基金会黄宾虹书画艺术研究院院长；人民日报影视中心执行总编等职。入选《二十一世纪杰出专家》、《简明诗词家辞典》、《中华诗词家宝鉴》、《中华名人词典》等。看过这份简历，人们也许会说，书法家王永红其实是一个作家。 当你们认为他是一个作家，一个书法家，一个编辑家，一个卓有成效的社会活动家，一个有真知灼见的学问家的时候，你们在一定程度上对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错了。落在他头上的那些在世俗眼光里光芒万丈的光环，其实并不是他的庐山正面目。就其本质意义而言，王永红只是一个赤子。一个庄子笔下“抟扶摇而上”徙之南海，“其翼若垂天之云”的鲲鹏一样的赤子。一个豪爽而大气的人！但凡熟悉王永红的人，对他今天取得的成就，大都不会感到特别的惊讶。在大家的潜意识里，取得这些成就对他而言，是应该的。对于那些能够进入他澄澈的精神境界，从“垂天之云”的更高的层次上理解他的人而言，他取得的这些成就，似乎就更加不值得一提了！因为，这一切，本来就是他的生活，他生活的状态和理由，是他波涛汹涌的精神汪洋中跃动着的一朵朵浪花。只不过，这些浪花在阳光之下更绚烂明丽，易于被人们发觉、接受罢了。难道，大海中有几朵灿烂的浪花，就值得大海骄傲和惊喜吗？

在有关毛泽东的传记资料里，我们知道，毛泽东早年学习书法，喜欢钟繇、王羲之。而在他的书法艺术臻于成熟的壮年和晚年，则比较喜欢怀素、张旭等人的狂草风格。毛泽东不修边幅，爱吃辣椒，对农民和弱者充满感情，对不公不平和黑暗现象疾恶如仇，对压迫他的“天条”充满蔑视，即便是对于自己的父亲强加给他的不公平的压迫，他也会用斗争的手段去反抗，以争得公正和尊严。除了不抽烟，书法家王永红在诸多方面，都跟伟人毛泽东极为相似。他的怒雷霆万钧，他的泪春雨温润。兴之所至，手舞足蹈。谈至性浓，神采飞扬。他熠熠生辉的眼睛里，散射着热烈豪爽的光芒，睿智而又明朗。一小把花生米，一杯小酒，一阵长空雁叫，或者一段故事，都能激发起他创作的欲望。

毛泽东早年受党内“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排挤，是由于他没有吃过洋面包，喝过洋墨水，但历史证明他是中国共产党最伟大的理论家、思想家。王永红早年由于家庭贫困，在推荐上大学的年代里同样失去了走进“象牙之塔”的机遇，也没有吃过书法理论的“洋面包”、“洋墨水”，但后来他也成为一个站在清华大学的讲堂上，给象牙塔里的莘莘学子讲授书法理论和文学理论的教授。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永红对于学问的态度，既高屋建瓴，大开大阖，又孜孜矻矻，一丝不苟。对书法有兴趣的人都知道，如果同一个字在同一幅作品里多次出现，是不能用相同的写法去写的。谨以“学”字为例，王永红说，大部分书法家的知识储备里，“学”字大概有四样写法。有一次，一个对毛体书法推崇备至的大企业家慕名求字，偏偏在同一幅作品里“学”字要出现五次，人们翘首以待，看王永红如何来书写第五个“学”字，而他却挥洒自如，用毛体特有的潇洒不羁的气度写完了这幅作品，创造了“学”字的第五种写法。这幅作品后来被悬挂在这家企业的办公大厅里，来来往往的人们在欣赏这幅大气磅礴的作品时，看到那个“斅”字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认识的。而这，正是王永红在长期研读书法理论和先贤字帖的时候，从王羲之字帖里学到一种写法。

毛体书法的魅力，在于它淋漓酣畅地体现了毛泽东的精神境界和伟人气度。在当代书法界，学写毛体的书法家很多很多。有些人临帖经年，惟妙惟肖，几以乱真。但这些惟妙惟肖的作品所缺少的，正是毛体书法中发散出来的一种排山倒海的力量，一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气概。这种力量和气概，是“临摹”不出来的。他来自于伟人毛泽东的个性特点和精神气质，来自于他的世界眼光和“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自信，来自于直承“颠张狂素”（张旭、怀素）的草书精髓的毛泽东化。

一个时期以来，王永红沉醉在历史上巨擘大家的书法理论里，精心研读了王羲之的书法理论，从《自论书》、《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记白云先生书诀》到《笔势论十二章》，以及唐代虞世南的《书旨述》、《笔髓论》，李世民的《指意》，孙过庭《书谱序》，宋代苏轼《论书》等等，他对这些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王羲之的《笔势论十二章》大多侧重于书写的技法，是经验主义的方法论，而唐太宗李世民的《指意》，则站在书法艺术哲学思想的高度上，高屋建瓴地指出了书法的精髓。李世民说：“夫字以神为精魄，神若不知，则字无态度；以心为筋骨，心要不坚，则字无劲健也。”毛体书法的“精魄”和“筋骨”，大概是临摹不来的。而王永红的毛体书法之所以取得众所公认的成就，不是因为他把毛体临摹得惟妙惟肖，而是因为他的毛体书法在“精魄”和“筋骨”上与毛体神似。

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神似”不是“似”。“神似”是指精神气度上的息息相通，是书法境界上的“似”，其核心在“神”；而“似”的核心在看上去很像，侧重于表面的视觉效果和技术层面。一字之差，却有着万里之遥的差距。王国维论诗词，说“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引之于书法，同样适用。而齐白石的名言“似我者，死；学我者，活！”指的也是这个意思。

境界、精魄、神似，这些都不是经过临摹就可以达到的。我们不否认临摹的作用，但仅有临摹是不够的。毛泽东说：“学字要有帖，学好后要发挥。习字要有体，但不一定受一种体的限制，要兼学并蓄，广采博取，有自己的创新，自己的风格，才能引人入胜。”又说：“人有像貌、筋骨、精神，字也有像貌、筋骨、神韵。”因此，临帖，“最初要照原样写，以后练多了，要仿其形，取其神。”在毛泽东以亲身体会总结出来的书法理论里，对临帖做了充分的肯定，但临帖的目的是“取其神”，而“神”的取得，并不仅仅是在书斋里临帖所能得到的。毛体书法的魅力在于狂放不羁，气度磅礴，在于翻江倒海的革命激*情和力量，以及直承“颠张狂素”的草书精髓，并加以毛泽东化的“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豪迈和自信。这种境界，难道仅靠临摹就可以达到吗？毛泽东性格中最大的特点，就是蔑视天条，反抗压迫，是敢于并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从而在一张白纸上，画上最新最美的图画。他的这种性格经过革命战争百折不挠的砥砺，加上一个伟人“冷眼向洋看世界”的眼光与襟怀，形成了他后期书法艺术的特有境界。王永红的经历一样是曲折的，在成为作家之前，他基本上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被压迫的人。这种压迫来自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自于生活本身。为了生存，十几岁他就离家打工，到遥远的太行山里谋生。他一生干过很多工作，有过很多社会角色，中学生，农民，打工仔，马戏团领导，乡镇企业领导，民间文艺家，县委宣传部的干事（县报编辑）、省报以及国家级报纸的记者、编辑、编辑部主任、总编辑、社长，诗人，作家，书法家等等。每一个角色的转换，都有一段不寻常的故事。在所有角色中，他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就是学习。他曾经说，他在从中学生到农村生产队当农民时，就开始背诵《现代汉语辞典》。后来随着角色转换，社会阅历的增加和接触事物的繁杂，他依然坚持着学习的习惯。他出版的报告文学、小说、诗集，都是在工作时间之外构思、写作、修改的。《秋天的重复》出版之后，曾经在电台连续播出。著名评论家樊星、刘安海教授认为，他的小说与池莉、刘震云一样，是“新现实主义的领军之作”。他丰富的社会阅历和深厚的文学素养，对他后来在毛体书法上取得的成就，大有裨益。更重要的，是他的性格和精神气质与伟人毛泽东相似，他也是一个百折不挠，不肯服输的人。是一个蔑视强权、反抗压迫的人。1990年代初期，他做一家媒体总编辑的时候，就曾经为了给几个上访的农民（其中有残疾人）主持正义，而甘愿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和方方面面的利诱、威逼、陷害，与当时的一个地委书记斗智斗勇。那是一个管着十几个县、几十个县（处）级局委的地区呀！地委书记的能量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是一个有着封建历史传统的国家，古人说“破门县令，灭族道台”。王永红不是没有想过与这样的一个“道台”斗争可能付出的代价，但是他早年的坎坷经历，长期被特权压迫而形成的蔑视特权、反抗压迫、追求公正的性格，让他面对跪在地上哀哀哭泣的上访者，不得不拍案而起。他亲自深入农村，采访调查。在农村调查时，他乘坐的农用三轮车被警车跟*踪。回到地区，他无论干什麽，都有两辆O牌照的车轮班跟*踪、监控。就在他调查清楚准备签发稿子的时候，还有人找他“公关”，利诱不成，换成威胁。他用蔑视来回答这些下三滥的手段。稿子发出来后，群众欢呼，而压力空前地集中在他的头上……后来，李长春同志对稿件的批示，让事情一下子柳暗花明。当正义得到伸张的时候，人民拍手称快，他却很感动地对编辑部所有人说，真的要感谢党，感谢李长春同志。他的性格特征和坎坷经历，他的文学修养和朴素的人民情怀，他的襟怀气度和敢做敢为的风格，都让他的毛体书法在境界上达到毛体的神韵。而这，是那些在钟鼎玉食中长大，或者生于富贵之乡、长于书斋之中的人们，靠着临帖所无法达到的。与“饮中八仙”之一的张旭和有“醉僧”美誉的怀素不同，王永红不善饮酒，偶尔为之，也不过浅尝辄止。这一点倒与毛泽东相同。毛泽东的书法创作，大部分是在革命高潮或者斗争胜利的时候而挥写，并且，这种挥写往往是与他的诗词创作珠联璧合。王永红在创作状态上与毛泽东有着相通的地方，越是大场面，就越能激发出他的创作活力和灵感，越是人山人海、指指点点，他越能酣畅淋漓，挥洒自如。这与一般躲在书斋里、沙龙里、或者会馆里凝神静思而“创作”出来的毛体书法，在精神气质（神似）上，有着本质的区别。

这，或许就是他区别于某些自诩为“正统的毛体书法家”的地方！

这，或许也是他被广大毛体书法爱好者喜欢和追捧的原因之所在。

你没有看到蓝天是你没有达到看蓝天的高度

欣赏王永红的书法作品，犹如进行一次精神的放飞。由于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丰富的文学素养，斑驳的人生阅历，朴素的人民情感，永不服输的性格，豪迈的胸怀，以及蔑视困难、蔑视强权，反抗压迫的强烈鲜明的个性，王永红的毛体书法蕴含着无限广阔的天空，无限深远的自信，和无比强烈的情感和力量。尤其在广为称道的“天地宽”、“精气神”、“天下和”、“天行健”、“西风烈”和“高瞻远瞩”等作品中，那种大气磅礴、翻江倒海的力量扑面而来，气势浩荡。而他用毛体书写的《清平乐·六盘山》、《登鹳雀楼》、《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等作品，由于篇幅浩大，远望漫壁氤氲，近观字字峥嵘，风华天成。被人民大会堂、钓鱼台、民族文化宫、全国政协、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等单位收藏、悬挂的他的书法作品《为人类的幸福而劳动》、《沁园春·雪》、《无极》、《西风烈》等，更是得到人们广泛的称赞。为2008北京奥运会闭幕式题写的“天下和”，一举奠定了他在毛体书法界不可撼动的地位。奥运闭幕后，全国各地、尤其是港、澳以及深圳等地，邀请他讲座和现场创作二十几次。江浙一带的文化界、书法界、企业界也多次邀请他做专题讲座和现场创作。从人们对他的书法作品充分肯定和热情追捧的热情中，他体会到人民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和深厚感情。他说，在别人眼里，他是毛泽东书法艺术研究会名誉会长，著名的毛体书法家，而在他自己心里，他是从土地上走出来的农家子弟，是农民的儿子。他对人民、尤其是处在社会底层的普通的人民，充满了与生俱来的朴素情感。在书写奥运闭幕式“天下和”之后，他书法作品的润格，很快由原来的人民币元/平方尺，被人炒作到美元/平方尺，这是他并不愿意看到事情，他练毛体书法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发财。但是，在艺术和文化都产业化的今天，他又无法逃避市场规律的“铁律”。因此，每次外出讲座或者专场创作，他都会带几幅写好的条幅、斗方等作品，送给喜欢毛体书法的退休干部、退休工人。在深圳，他看到一个来自湖南的老农民在他的书法讲座（创作）专场外等候，直到人都走完了，那个农民还不走。他走过去与老人聊天，知道他来自于湖南平江，60多岁了，在这里带孙子，儿子和媳妇都在这里打工。老人说她特别怀念毛主席，希望能得到一幅毛体书法，但是他分文没有。王永红让助手铺开宣纸，为老人写了一幅“天道福善”送给他。

众所周知，毛泽东一生不摸钱。王永红身边的人都知道，他从来没有经济观念。他人生的大多数时候，都受着金钱的压迫。他最崇尚古人君子爱钱取之有道的立场。他把“道”永远放在“钱”之上。那些把书画当做发财的工具，锱铢必较、投机取巧的商人，他一概敬而远之。即便在他功成名就的现在，与那些住别墅、开豪车，出则前呼后拥，入则呼侍唤婢的“家”或者“腕”们相比，他依然过着清贫的生活。他送给人们的作品远比他卖给人们的作品多得多。为此，他的经纪人不止一次与他吵得面红耳赤，有几次，甚至撂挑子走人……

2009年冬末，他去云南沅江，在那里，他给所有喜欢毛体书法的当地干部、各族群众、青年学生等人，展示了毛体书法的神奇魅力。回来的飞机上，他说，毛泽东一生最喜欢的古代诗人是李白，他诗词中漫溢出来的豪放与浪漫，与李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由诗词而性情，而书法。他书法中的豪迈与浪漫气质，与他诗词的精神气质一脉相承。李白是道家人物，其精神源头直承老庄。庄子在《逍遥游》里，曾经描写过一条鱼、一只鸟，那是我们中华文化中最著名的鲲和鹏。那篇文章你还记得吗？接着，就小声背诵道：“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曰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他接着说，这只鸟多麽磅礴、多麽伟大啊！毛主席晚年，以伟人的襟怀和诗人的幽默，挥毫泼墨，写下了“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写毛体书法的人，就要学习这种豪迈的气魄！这时，机舱里响起播音员甜美的声音，告诉旅客飞机将在20分钟后降落首都机场。机场的天气是阴天，气温零下X度。听完广播后，他打开身边的舷窗，舱外的阳光穿过蓝天白云，射进舷窗。他看着炫目的阳光，说了一句极富哲理的话：“你看，我们在高空看到的是阳光灿烂的蓝天，而机场上的人看到的却是冷风呼啸的阴天。其实，天还是那个天，高度不同，看到的气象就不同。没有看见蓝天，是没有达到看蓝天的高度！”这让我联想到对于毛体书法的争论，联想到他的书法，他的历史。我想，无论是庄子“垂天之云”的大鹏，还是毛泽东恣肆汪洋的书法，还有王永红书法的精神境界，在不同的人眼里，自然会有不同的评价。这其中，评价者所处的“高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流萤集》里，泰戈尔说：“天空虽然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是啊，当流萤沾沾自喜地在天空寻找翅膀的痕迹时，它怎麽能看到九天之上“其翼若垂天之云”的大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