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代书风毛泽东书法艺术

                                       马占禄

   书法是以文字为基础的造型艺术。凡是优秀的书法作品,大都在形式上能给人以美感。 
中国书法作品是通过对汉字的书写,来表达一种高尚的精神、情感和志趣,运用书写的内容,使人在心灵上获得美的享受或者受到某种教化与启迪。这就是书法的功能与其在美育上的作用。 
　　                                      一 
　　 少年时代,毛泽东就非常喜欢用毛笔写字。在学校的课堂上,每逢临池,他都异常认真,写起字来一丝不苟。韶山的东山上,有座贞元观,刊有湘乡草书名家肖礼容和其他书法家的碑刻。毛泽东经常登山临摹,学习其书写技法。 
　　毛泽东说:“中国的书法历史悠久,名家很多。”中国的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古老而奇特。它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之一,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流传于世界许多国家。王羲之、颜真卿、张旭、怀素、苏东坡、米芾、赵孟(兆页)等书法大家,灿若群星。 
　　在井冈山时期,贺子珍亲手缝制了一个多用挂包,并把笔、墨、纸、砚装在里面,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高兴地说:“我的家宝‘文房四宝’可以装放携带了。” 
　　1947年,胡宗南调集精锐兵力,大举进攻延安。毛泽东“胸中自有百万兵”,在转战陕北,在长途跋涉、行军途中,依然坚持学习与研究书法。他的随身警卫员张长明回忆说:“毛主席写文电从不用钢笔,都是用毛笔或较软的铅笔。笔、墨、纸、砚随从人员一直带着。毛主席除用毛笔写文电外,就是练习书法。他很注意研究各种字帖,随从人员带有各种版本。”有一次,警卫员问毛泽东喜欢哪一种书体时,他回答说:“我是想博采众长,广学多师。” 
　　王羲之曾有“学书为乐”之语,毛泽东也把学习书法视为一种乐趣。优秀的书法作品,必须有自己的个性与创造精神。著名书法家夏丽鹃曾说过:“毛泽东书法艺术的成就,还来源于字外的功夫,那就是他那波澜壮阔的个人经历,扭转乾坤的英雄气概和涵容四海的博大胸怀所激发出来的大智大勇、大喜大怒,以及领袖、诗人、书法家的素养,抒于笔底的必然体现。”这个评价非常准确而又精辟透彻。毛泽东的书法艺术最大特点是刚劲雄健,奔放流畅,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因而被世人誉为“毛体”。 
　　毛泽东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徐涛详细地讲述了怎样学习书法。毛泽东说:学书法“第一要多看帖;第二要多练习,写多了,就熟悉了”。他又说:“记字跟记人一样,人有相貌、筋骨、精神,字也有相貌、筋骨、神韵。”看帖时要“记字的结构、造型、行笔、章法”。他还说:“字的结构有大小、疏密,笔画有长短、粗细、曲直、交叉,笔势上又有行与行的关系。你看,这一对对的矛盾都是对立统一的,既有矛盾又有协调统一。中国的书法是充满了辩证法呀!……”毛泽东写字用笔时,十分讲究:或藏或露、或曲或直、或粗或细、或轻或重、或方或圆、或疾或徐、或提或按、或连或断,都经过认真思考,颇为讲究艺术,所以引人入胜。在书写用墨上,或浓或淡、或干或湿、或枯或润,都特别细心,都进行了反复推敲。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看起来特别美观。 
　　                                          二 
　　 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公认的书法家,最根本的一条是勤奋、刻苦和认真。 
　　在多年的书法实践中,毛泽东始终坚持“多看帖”和“多练习”。五四运动后,毛泽东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政治斗争中。从他书写的大量信函中可以看出,这个时期他已由“正楷”转到了“行书”,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斗争形势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请他题词的人和向他求字的人逐渐多起来。从已出版的《毛泽东题词墨迹选》中的162条题词看,其中就有93条是在延安写的。就字体来说,仍属行草。书写恣肆,刚劲挺拔,具有一种大气磅礴之势。 
　　毛泽东注重临帖,但从不拘泥于字帖,而是放手去写,富有一种新的创造和开拓。他习欧体与王体之前,是在把小楷写得十分端庄秀丽的前提下开始的。他曾自己收集或叫身边的工作人员收集了大量的碑帖,仅《千字文》字帖就有几十种。从晋以下各代大书法家王羲之、怀素等,直到近代于右任的字帖全都收集到了,有600多种。其中,毛泽东阅览过的就有400多种。 
　　毛泽东对王羲之和他的《兰亭集序》最为喜欢,其熟悉程度简直达到了如数家珍、了如指掌的地步。 
　　一个春末夏初的日子,毛泽东在杭州丁家山主持召开一个重要会议。他与田家英、陈伯达、林克沿着一条捷径向四角亭会址行进的途中,当看到陡峭的山峰石壁上留下的几位书法大师的墨宝时,一面欣赏,一面谈论和品评。并把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之真伪,作为品评谈论的主要内容。 
　　“王羲之书写《兰亭集序》的真迹已作了唐太宗的殉葬品,现存的都是名家临摹经过石刻的拓本。”田家英说。陈伯达则说:“《兰亭集序》陪葬于武则天,留存在世上的均是宋人仿托。”林克说:“古籍中有萧翼赚兰亭的传说。” 
　　毛泽东一面聆听他们三人的议论,一面思考着,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他环顾了一下陈伯达、田家英和林克后,向他们讲述了“入木三分”和“一笔鹅字”、“墨池”等王羲之刻苦勤练的故事。最后,他又把话题一转,讲起了天宝《兰亭》、定武《兰亭》、落水《兰亭》、蝉本《兰亭》等集中传说中的《兰亭集序》,并结论性地说:“《兰亭集序》不但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在书法艺术上的价值更大。要是真迹能留下来那是国宝啊!可惜葬到唐皇的坟墓里去了。”他还说:“我赞成田家英的说法。”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王羲之及其《兰亭集序》是多么熟悉。 
　　著名书法家田兵在谈到毛泽东的书法艺术时,这样说:“毛泽东的书法艺术从心所欲,不逾矩,处处是对立统一,处处体现着艺术美的形式法则,侧险绝不失均衡平正,燥润相杂更显韵律和谐,参差错落无不顾盼呼应,疏密径庭自能虚实相生……” 
　　                                          三 
　　 1958年,毛泽东应《红旗》杂志的邀请,为之题写了刊名。就“红旗”二字,挥毫泼墨而写了好几帧。最后在一帧的“红”字上方画了两个小圈,在“旗”字的右上方,画了一个小圈,表示了肯定。同时又在“红旗”二字的下方写了一行小字,加以注释:“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可想而知,毛泽东在书写“红旗”二字的时候,脑海中曾涌现出演员们表演《红绸舞》时那优美自如、飞动旋转、潇洒飘逸的红绸的情景,并把这一形象思维凝于笔锋,达到了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境界。 
　　后来,毛泽东又应宁夏同志之邀,书写了《清平乐・六盘山》。在这里,他把“红旗漫卷西风”一句中的“红旗”二字,写得是那样猎猎飘逸,宛如一面红旗漫卷西风于六盘山之高峰。从“今日长缨在手”起,字形越来越大,当写到“何时缚住苍龙”的“缚”字时,又笔锋一转,恰似一条绳索,在“缚”字上绕了许多圈,把“苍龙”捆绑了起来。这时,毛泽东书写的神情,绘成了书法艺术中的一幅心画。 
　　从毛泽东书法特点上看,一个是行草取大草或狂草的气势,一个是行草取小草的气势。这是他的书法艺术达到炉火纯青地步的一个明显标志,简直到了随意挥就,自然而成,天衣无缝的境界。 
　　毛泽东的书法艺术的创新,是在学习借鉴古人之长的基础上进行的,正确处理了继承与创新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田家英曾说:“毛泽东的书法,特别是草书,和怀素《自叙帖》有相同的地方:一是笔画都较细圆;二是字形都较大;三是在大草的布局上,都采用了荇行逶迤、翩翩恣肆的写法;四是在神上很相似。”毛泽东热爱怀素的狂草,但又不拘泥于怀素体,在继承的基础上予以创新,形成了自成一家的“毛体”。他说:“如果每个人写的字都和字帖或是某人的字一模一样,那书法就停止不前,没有发展了。” 
　　到了晚年,毛泽东仍对书法艺术学习与研究不止。1975年春,他在杭州住了两个多月。其卧室之内布满了字帖、碑帖。他这种刻苦钻研书法艺术的坚强毅力,是令人钦佩的。这种刻苦精神,也是他在书法艺术上能获得世人公认的“书圣”和“书法艺术大师”称号的原因之一。同时,毛泽东的书法艺术之所以能达到如此高超的水平,也是与其经历、知识及雄才大略分不开的。书法家王鹤宾在《行草书圣毛泽东》一书中说:毛泽东“是位历史上罕见的书法艺术大师,右抑王羲之的行草,左逾张旭的狂草,并列为中国书法艺术上的三绝,是理所当然的”。这一高度评价恰如其分,毫不夸张。 

浅谈书法界个别人对毛泽东书法进行

          偏见和 困惑的一点思考

                                             马占禄

　　  近一段时间以来，发现网上就毛泽东的书法讨论得是热火朝天，叫好的有，说坏的也不少。文化多元时代，普通大众发表些不同观点可以理解，毕竟他们不是专业书法工作者；而一些所谓的书法家针对毛泽东书法也分别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毛泽东是个书法家，但写毛体书法没有出路。”问其原因，曰：“只有经典的才有出路，领袖书体，在国展不便品评。”当问到教授们如何看待毛泽东书法时，或言辞闪烁，或曰书风狂放，伟人气魄，无法学习。周围人则窃窃私语，一脸不屑，似乎这样的问题多么不合时宜。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书坛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学术自由在当代书法界体现得多么淋漓尽致。即使抛开政治因素不讲，鼓吹三十年来中国书法在理论和创作上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的“专家们”，作为研究者是以何根据来评价毛泽东书法的？是出于个人喜好，标新立异，还是对政治进行报复抑或回避？我们在对一代书法家做出评价的时候，是就其书法艺术、代表作的影响力来讲，还是就其书界地位，抑或对书法界的贡献而言？这必然涉及一个评价基础和学术道德问题。

　 　一、自成一家终以韵胜

　　所谓艺术，就是有美的感受，百看不厌。书法作为一门艺术，自有其艺术渊源和评价体系。评价一位书法家的历史地位，简而言之，无非就是：一、字体独特，风格鲜明；二、继承、创新、发展；三、对社会的影响力；四、对书法界的贡献。本文结合上述四个方面对毛泽东书法做一个简单的评价。

　　（一）毛泽东书法字体独特风格鲜明

　　针对毛泽东书法的字体独特风格鲜明，书法家、原中央办公厅研究室顾问陈秉忱曾经说过：“毛主席早年攻楷书，后来多行书，晚年则是行书和草书，凡此皆不拘于成规。通过毛主席阅读碑帖的情形和大量墨迹来看，我个人的体会，他以晋唐楷书和魏碑锤炼了书写的功力，进而吸收‘二王’行书的长处，再则十分喜爱怀素、孙过庭的草书，同时博览群帖，这样浇灌滋润出毛主席独创一格的书法艺术之花。”

　　就整体形象而言，毛泽东书法风格鲜明，个性十足，气势之豪迈，就是与史上有名的张旭、怀素、黄庭坚相比也毫不逊色，同时代的书法家于右任、沈尹默、吴玉如、林散之、沙孟海等与之相比则相形见绌。在这里，我们说毛泽东是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书法家，不是指他作为政治家之余的书法家，而是就其书法本身而言的伟大。他对艺术的真诚和创新，其书法常常充盈着对现实的高度关注以及对人民和生活的热爱，为了一个报头，毛泽东常常三番五次地书写，若干年后感觉不满意还可再写，其治学态度之真诚令人感动。

有人说，由于毛泽东所处的政治位置和惊涛骇浪的政治经历让他可以拥有磅礴的气势，但是并非书香世家出身和小农经济家庭氛围以及其个性，特别是他把一生的主要精力用于夺取政权和建设国家等原因，致使他的书法作品在技法上欠缺学院派婉约细腻的专业底蕴，甚至有点牵强潦草之嫌，且风格过于强烈，未可学也不易学。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相对于古来那些主要以书法见长的书家而言，毛泽东书法在笔法上确有失精到之处，但那些书法家在境界气魄上却又与毛泽东的书法作品相去甚远，何况还有个比较对象的问题。毛泽东题写的高校牌匾、各大媒体的报头书法，其功力、法度、意韵都是令人拍案叫绝的。已出版的《毛泽东书法大字典》上有毛体单字与历史上著名书法家墨迹的比较，相信读者自会有明确的判断。

对于毛泽东书法我们要科学的态度评价，不能以教条的、机械的、古老的方式方法来做评价，有人对毛泽东书法认识上有些偏见，说没有功历、失误多，有时出现轻狂乱造、糊涂乱沫。我个人认为毛泽东书法成为当代最伟大的书法家没有任何争议的，那么毛泽东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这是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不懂军事用文房四宝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撰写了世界著名十大战书之一的《论持久战》，在文学上、诗词上，我们不一一评价，在他的整个工作经历中书法只是凤毛麟角，微不足道，既然他在政治上、军事上、文学上、诗词上没有偏见，难道书法上有什么偏见呢？

　　（二）继承、创新、发展的毛泽东书法

谈到书法，就要说到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有知名专家说：“要做一位名垂青史的大书法家，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继承性，就是延续过去悠久的历史传统，并有所扬弃，公认字写得好。第二，开拓性，自出机杼，成一家之风貌。舍其一则不足以称为一代书家。在这两方面，毛泽东都胜任有余——他的颜体、欧体功力扎实，怀素书法风格明显。对于书法上的创新，毛泽东知行合一，他的书法出于怀素，人称“毛体”，举世公认。另外书法的主要作用我认为“为民服务”，古往今来哪一个书法家的书法做到了这一点，绝大多数都是为一些达官贵人服务的，没有一个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毛泽东写的“为人民服务”、“向雷锋同志学习”、“人民日报”等等，都是为大多数人服务。毛泽东开创了中国书法的实用性和创新性。

谈到书法的继承性，我们要防止两个问题：一是厚古薄今，食古不化；二是没有基础地胡乱创新。针对食古不化者，毛泽东曾说过：“如果每个人写的字都和字帖上某家的字一模一样，那书法就停滞不前，没有发展了。”事实上也不可能一样，启功曾说，人人若笔法一样，法院也就不会依此断案了。著名画家齐白石则以亲身经历谈到创新，他曾辛辣地指出：

刻印，其篆法别有天趣。胜人者，唯有秦汉人。秦汉人有过人处，全在不蠢，胆敢独造，故能超出千古。余刻印不拘前人绳墨，而人以为无所本。余常哀时人之蠢，不知秦汉人，人子也，吾侪，亦人子也，不思吾侪有独到处。如令昔人见之，亦必钦佩。

　　这个“蠢”字用得极好，骂尽了一切保守主义、食古不化者。

　　（三）毛泽东对书法界贡献巨大

　　20世纪50年代，文艺界不少人士不把书法当作一门艺术，理由是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绝大多数都没有把书法列入艺术门类的。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书法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毛泽东知道后，责问文联领导：“多一门艺术有什么不好？”在他的关注和鼓励下，全国才涌现出一批有很高知名度的书法大家，如郭沫若、舒同、沈尹默、沙孟海、赵朴初、林散之、启功等。事实上，这些人的字过去写得都很好，只是养在深闺人未识。

　　关于十年“文革”对中国书法的推动，曾任中国书协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的书法家周俊杰回忆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书法开始复苏了。当时的情况是：每个人都要写大字报，在机关单位别的东西没有，却有用不尽的纸、墨汁、毛笔。不同字体的大字报贴在街上，可谓书法的大展示。那些年代整个中国除了毛泽东肖像、语录之外，就是他放大了的《满江红》等书法作品，十亿多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一次高水平的书法普及教育。另外，当时人们在那个状态下没事干，思想空虚，很多人就开始偷偷拿起字帖写字。所以在“文革”时，很多二三十岁的人都是在老一辈的影响下开始学习书法的。

　　时至今日，当大部分书写工具被键盘和拇指所替代，在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至上，拜金之风盛行的今天，全国各级书协会员达数百万之众，他们上寻甲骨秦篆，中游魏晋汉唐，下觅摩崖石刻，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各种书法研究会如雨后春笋，一片蔚然，中国书法散发出独有的魅力。

　　吃水不忘挖井人，毛泽东对中国书法地位和作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确实不应该忘记毛泽东对中国书法的推动和贡献。

　　二、百花能否齐放

　　《唐朝名画录》记载了开元年间的一段逸闻。其时，画圣吴道子、草圣张旭和擅长舞剑的裴旻将军邂逅东都洛阳。于是乎，中国书画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幕上演了：将军舞剑，气贯长虹；张旭狂草，风起云涌；吴生奋笔，有若神助。东都洛阳，万人空巷，天宫寺内，观者云集。都邑士庶皆云：“一日之内，获睹三绝，三生有幸矣。”后世论者在谈起这段轶闻佳话时，都把观察的目光聚集在舞剑、绘画、书法这三种不同门类的艺术在审美意趣上的一致性上，却独独忽略了为什么会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中华民族艺术天空上闪烁着一颗又一颗熠熠的明星。

　　历史学家讲，一个时代的艺术能否有大的发展，将基于两种情况：一种是百花齐放。如果各种各样的艺术观点、风格都能够展现出来，那么这个时代的思想、艺术就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另一种是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时期，孕育了多少大家：老子、庄子、孔子、墨子、韩非子……一个个名字如雷贯耳。当时人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在相互对立、论辩甚至是攻击的情况下，才出现这么多的大思想家，创造了文化盛世。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党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指导方针，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1965年毛泽东对“兰亭论辩”的鼓励、支持甚至参与，为我们树立了学术典范。当今，在书法领域倡导“双百”方针，就是要做到艺术形式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在坚持主流的同时，鼓励不同艺术和风格的自由发展，不同观点自由讨论，互相尊重、取长补短。的确我们需要有长于考证的学人，更期望目光四射的思想者。

　 　这二十多年来，因为种种原因，我们的理论家将太多的精力放在了“历史的天空”上，书不魏晋，归于野途，其他则等而下之；书学文章只有考据、赞歌、辉煌，没有批评、鞭挞；对于艺术家只能说“才华横溢”，否则就上法院告你降低当事人的社会评价；创作者们则看到了书法是一种“时空”艺术，忘记了书法应具有艺术性和实用性两种属性。虽然我们在“时空”的探索和实践上有了可贵的进展，但却忽略了书法在新时代应具有的社会责任，致使书法艺术在发展中距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我们沾沾自喜于线条的挺拔，构成的巧妙和情感的宣泄，沾沾自喜于用墨的干湿变化乃至强烈对比，沾沾自喜于豪放大气的评价，没有温婉玉润，结果忘记了读者、大众，沦落为展览和其他媒体上的视觉快餐，沦为商家操作的剩汤。我们专注于达官贵人的邀请，却总是那样的一厢情愿，每次宣泄之后，剩下的就只有那凋落满地的花瓣和清凉；以至于书法变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了“遗产”，还不清醒，依然在举杯庆贺；当若干年过去，当喧嚣的大潮退后，我们才发现，一些所谓的时代“弄潮儿”原来只穿了一条短裤冻得瑟瑟发抖站在后人的面前……

　　每人都有喜欢与崇拜的自由，但不能把自己的喜好强加给别人，动辄封杀或冷冻暴力。试想过去的“摩崖石刻”、“汉隶”，哪个不是从“野狐禅”走过来的？我们不能口头宣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脚底下尽是“潜规则”。我们在忽略这样一个人，确立一个新的主张的时候，既不要厚古薄今，也不要厚今薄古，更不要妄自菲薄，一定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因为历史是基于事实的学问，历史的叙述离不开事实，历史的评价同样离不开事实，只有全面客观地反映历史的事实和本来面目，才能更好地总结近现代书法史的经验教训，才能有所进步！

　　三、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经典作品

　　2008年北京奥运会闭幕前夕，全国政协组织了一场为奥运会闭幕式而创作的书法盛会。国内书法界稍有名头的艺术家们，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与《唐朝名画录》记载的张旭等在东都洛阳天宫寺内即兴泼墨的盛况类似，不同的是这次盛会多多少少带有一点儿“擂台赛”的意味。各路大师，笔走龙蛇，挥毫献技，隶、篆、楷、行、草，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大师们用尽所有的书写方式，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海洋中寻章摘句，虽则华章灿灿，满殿生辉，但与奥组委的要求相比，却总有遗憾。据现场参与者回忆说，当其时也，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毛体书法家不动声色地出场，改变了这种尴尬的场面。他以毛体书法固有的狂傲、豪放、目空一切的气质，书写了一幅特大号的“天下和”，成为奥运会闭幕式选用的书法作品。

伟人已逝，四十一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现在重温毛泽东书法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书法能否迎来多少个40年呢？